诗人自己呢，也乐意有这样的佳话传世，虽然又多遭受了十四年的罪，可是树立了一个伟大的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不乐意的可能是刘禹锡的战友及传说中的那位“执政”。这四、五个人在乡苦苦熬过了九年，曾经年轻的脸庞已布满了沧桑，曾经强壮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好不容易盼来了一缕曙光，却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仅仅就因为他的一首诗，大家又要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想着自己只有四年的光阴，后嗣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不像刘禹锡还有二十多年可以挥霍，刘禹锡最亲密的战友柳宗元，估计也会老拳相向，与他割袍断交。
传说中的那位执政，也会很无奈：刘禹锡可以头脑简单，我这位堂堂大唐帝国的宰相，也会如此幼稚么？仅仅凭借这一首“破”诗来决定这批天下闻名的“少壮派”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如儿戏，我也岂会如此儿戏？当然，这些宰相即使心中有想法，也没有机会辨别。柳宗元等人有意见，看这阵势也不敢说。惟一表示异议的是《资治通鉴考异》的作者，但他话音未落，就遭来无数斥责，说他缺乏情趣。现如今，又有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自元和十年（815）后，刘禹锡就同刺史的职位结下了缘分，先后担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当然其间也担任过一些闲职，不过二十多年间担任六任刺史，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是他不堪大用，还是他不思进取，抑或是一些难以言说的原因呢？刘禹锡的能力早已经过验证，进取心应该也是满满的。他有不少诗集，都是与当时名人权贵的唱和，如《汝洛集》是与裴度、白居易两人的酬唱，《彭阳唱和集》上卷是与令狐楚的酬唱，下卷是与牛僧孺、白居易的酬唱，《吴蜀集》是与李德裕的酬唱，凡是有势力有影响有地位的人，与他都有密切地往来。李德裕、牛僧孺、裴度、令狐楚随便哪位不经意间跺跺脚，长安就得抖三抖，为什么刘禹锡没有被提拔上去呢？
有种说法是，刘禹锡虽然朋友遍及天下，包容牛、李两党，但这些朋友中不免鱼目混珠之类，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唐语林》说，唐文宗喜欢五言诗，想授予七十二人为诗学士。宰相杨嗣复马上提出，当今世上最能写诗的莫过于刘禹锡。皇上还未来得及表明态度，李珏在一旁接话说：这些所谓的诗人都是一些浮华轻薄之人，只关心云山草木，恐怕会影响圣上的声誉。皇上由此作罢。就是这个李珏，平时经常给刘禹锡送药，问寒问暖，还赞颂他是“文星”。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会昌二年（842），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的刘禹锡，自知不久于人世，写了《子刘子自传》，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在谈到当年的永贞革新时，他说：
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言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諡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宰相贬崖州。
这里一些说法很耐人寻味。首先，他称颂王叔文是一个好领导，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当政的那几个月，没有人说他做错了事情。其次，他说永贞前后的一些事情说不清、道不明，王叔文是个替罪羊，承担了他本不应该承担的罪责。这是他临终前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积攒了一生，一直不敢吐露的心声。有这样的立场，不为时人认同，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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