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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楊訪談錄：新城對 》
褻瀆君主的柏楊(1)
柏楊 Bai Yang
訪問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譯者梁其姿小姐
文載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報》
問：你在獄中的日子是怎樣度過的？對你來說，最難受的事是什麽？
柏楊：開始和結束時最難受。開始時，我以為這衹是一場誤會，他們可能做事太積極，抓錯了人。很久之後，我纔頓然領悟，這是上面要重重懲罰我的思想過於獨立。當時，我非常害怕從此湮滅，尤其審問時所用的刑罰十分可怕，他們不斷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過的罪。後來我的腿被打斷了，他們送我入醫院，在那裏，我受到不錯的待遇，因此，我又開始懷着希望。我對自己說：“既然他們要醫治我，那就是說明他們要保留我的性命。”當我獲悉我的判决時，即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在獄中，我很快便適應生活，習慣被隔離的感覺和物質的缺乏，以及饑餓等等。
問：入獄後他們有沒有繼續審問你？你有沒有被迫嚮獄吏表白你的“壞思想”，被迫經常作“自我批判”？
柏楊：沒有。在臺灣，一旦刑期被宣判後，犯人便得到某種安寧。原則上，他們不會再折磨你。不過，我服刑期滿後，卻重新體驗到恐怖。雖然我從獄中被釋放出來，但他們卻一直把我軟禁在緑島。在軟禁期間，我一度完全放棄重獲自由的希望，那時候的生活的確可怕，我甚至沒有可談話的對象，每天都在等待、焦慮中度過。
問：短篇小說和諷刺性雜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對這兩種表現形式，是否有特別的偏好？
柏楊：沒有。但讀者較喜歡後種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興趣的主題而言——如嘲諷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虛偽，雜文的形式可能較為適合。短篇小說以篇幅短小取勝，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當地寫出來，不能贅述多餘的細節或微妙的心理狀況，這類描述可能把某個人物的復雜性格襯托得更完滿，但最後卻把重要的主題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問：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紀史學家司馬光的作品《資治通鑒》譯成現代中文，這是否代表你作傢事業的轉折點？
柏楊：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會再寫小說或雜文。自我入獄後，我對歷史的興趣增加了許多，我覺得歷史著作並不是次要的文學類別，同時我覺得，在臺灣，歷史該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輕一代正面對着文化脫離的危險，他們應重新發現文化的重要性，及經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當然，他們也應該知道古代中國統治階層是如何的腐敗。
古代作品中，有許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文言文太睏難了，他們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譯成現代語文。這本史書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翻譯也是一種創作，翻譯司馬光的作品，樂趣絶不下於我寫自己的雜文。
問：你某些反西方主題，是否啓發自這種“文化脫離”的現象？
柏楊：我絶對不是一個反西方主義者，我衹是反對那些暴發戶趕時髦的對美國的崇拜，這種人在臺灣十分多。但並不等於說凡進入臺灣的西方道德及文化價值都應該被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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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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