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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
第2節 相撲
伊永文 Yi Yongwen
如果說踢氣球是一種較為輕鬆的體育運動，迅速在市民中間得到推廣的話，相撲則是一種較為激烈的強身健體的運動，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認可。宋代城市的相撲，和其他風行的爭標、蹴鞠運動一樣，最初也是起自軍隊——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製定過一條角力鬥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的“聖訓之法”，這是非常明確的以相撲訓練增強將士體質的措施。統一全國後，這條規定並未停止執行，皇宮經常從諸州解發強勇之人，訓練他們成為專業的“相撲手”，並仍將其歸為軍隊建製。在實行用相撲鍛煉體質制度方面，以南宋軍隊執行為最佳。建炎中興，當時有著名的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嶽飛四將，以韓、嶽兵最精，其精兵之源，主要得力於韓世忠、嶽飛在部隊中貫徹了“相撲”的練兵方法。韓世忠、嶽飛常常在軍中舉行相撲比賽，倘若誰獲勝，便將他另入一籍，每押隊的“旗頭”缺少了，就從此籍中選拔。又讓他們互相比賽相撲，决出其中勇力出衆的，封為副將。
韓世忠、嶽飛還設置了親隨軍，這支親隨軍，又謂之“背”。顧名思義，選入此軍中，能稱得上“背”的，其體魄必是強碩無比，力壯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獷奇異，氣勢逼人，他們都是從優秀軍士中選拔出來的。倘若一人被選為“背”，軍內從統製官以下，都來饋送厚禮，大加犒賞，從而也就使軍中以相撲為榮的風氣大興。由於“背”者勇不可當，每逢相遇堅敵，遣“背軍”上陣，從來都是所嚮披靡，無不破者。
臨安朝廷特別欣賞這一優中選優、精中拔精的嚴格選拔相撲能手的做法。內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內等子”，即標準的相撲手，都是由諸軍隊中膂力強健者充應的，一次僅設120個名額。他們演練相撲，常至深夜。因為衹有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對，下等八對，劍棒手五對，屬於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管轄的正式相撲手，即皇帝身邊的虎賁郎將，餘者皆準備應，時間為三年一次。選拔制度如此嚴格，是為了充分保證相撲手優良的質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以下的“內等子”，都要呈試相撲。皇帝經常親自主持這樣的相撲升級比賽。
趙匡胤就主持過一次別開生面的相撲比賽。那是開寶八年（975）廷考，按殿試規則是以先交捲子，皇帝提問難不倒者為魁。可是應試的王嗣宗和陳識齋同時交了賦捲，怎麽辦?趙匡胤便命令王嗣宗與陳識齋當場角力，即以兩兩相當，分其勝負的相撲來爭第一。結果王嗣宗勝了陳識齋，奪得了狀元，並以此為驕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譏諷：“豈與角力兒較麯直耶!”
此事雖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撲在趙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從此，由皇帝親自主持相撲升級比賽已成慣習，以此來提倡這一強身健體的運動。像《宋史》所記的一次：紹興五年（1135）三月，高宗閱看相撲手趙青等50人的角力，賽後，對這些力士轉資、支賜了錢糧。由於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决定誰能上名入次入額，所以每當此時——相撲鬢發蓬鬆、相貌威獰的力士們，隨着流星似的“急颭”音響，在寬敞的金殿上，拉開駭人的架勢，奮力爭交。飄舞的旗幟、陣陣擊鼓聲和相撲手的吼叫聲交織在一起，“疑是嘯風吟雨處，怒竜彪虎角虧盈”。以這樣的詩句描繪他們，是再恰當不過了。
被選拔出來的相撲力士，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專為國傢
慶典等活動助興。在招待國外來使的庭宴上，相撲力士表演，成為必備節目。像內苑上壽隆重大宴行將結束之際，皇帝也是傳喚號稱“左右軍”的京師坊市兩廂的藝人集體進行相撲，似乎不如此，這次宴會就有失水準，正所謂“角抵罷時還罷宴”。
為了達到使人在杯觥交錯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撲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氣力進行訓練。拼盡全勁的喊叫聲，不僅震動了屋宇，也衝出訓練場地，直逼附近的棟棟房捨——
終日袖手枯坐、埋頭典籍的學士，也不能不被這強大喧嚷動搖，心緒不寧。常侍徐鉉讀不下去書，衹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誰呼喊得這麽厲害。小童去探視，回來稟報說：是許多常侍在五竜堂練習相撲呢。徐鉉衹好自我解嘲地說：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無法和他們共歡樂呀。徐鉉與小童子的對話，間接地告訴了我們：相撲手可以任常侍之職，社會地位已相當高，起碼屬於宮廷中的一員。他們隨時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謀獻策的文士備皇帝顧問一樣，而是以其強健的體魄，增添皇帝攝人的威儀。
因為相撲力士一個個無不是面孔粗大，怪眼圓睜，行走猙獰如猛虎，站立威嚴似門神，着錦襖頂帽，握拳顧望的他們緊衛在皇帝車駕兩側，倘有圍觀皇帝的人發出高聲或騷動，他們給予一擊，立刻會使人鮮血淋淋。由雄風凜凜、威武強壯的相撲力士擔當重大禮儀侍從，這與唐代是有很大區別的，儘管唐代也有相撲力士，但多限製在“有力能扛鼎，則角抵可知矣”的水平。然而在北宋城市裏，相撲力士不僅僅侍從皇帝，即使名門望族外出造訪，也要帶上相撲力士，讓他們排列庭戶，顯示氣派……
在宋代以前，沒有哪一個時代，像宋代這樣，給予相撲如此之高的重視。宋初的調露子所著《角力記》中一段概括宋初東京相撲的面貌的話可以作證：
自唐滅，寂寞無聞，縱有其人，散投諸國鄉。今東京自梁祖以來，惡少者無不叢萃其間。舊例屠羊、豕者，必隸相撲管轄焉，貴益其脂膏爾，此亦近人饌之意也。於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莊宗之遺俗，故人多習焉。
更令人滿意的是，調露子在理論上條分縷析，給相撲以“正名”。他開宗明義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氣量巧智也。然以决勝負騁捷，使觀之者遠怯懦，成壯夫，己勇快也。使之能鬥敵，至敢死者之教，男無勇之至，斯亦兵陣之權輿，爭競之萌漸。
調露子的觀點與《晉書》“相撲下技”及唐代對相撲“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徑庭。調露子的理論，正是宋代城市中涌動的相撲春潮的回響，市民們已經將相撲當成不止於強身健體，而是兼求鍛煉靈活、技擊兇猛、自如應變的一種運動——
吳興有六名士子，去東京赴試，晚間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數名挾槍持刀、氣貌兇悍的強盜。士子中間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撲之術，號稱“霍將軍”的霍秀纔，他立即讓同行者止步，列立於後。這是在迎敵之前，先穩住“陣腳”，然後，霍秀纔主動上前出擊。由於他深得“撲倒”之精髓，用短棒擊中強盜的膝蓋，出手極快，轉瞬之間，數名強盜一個個僕倒在地不能起來了……
這一故事，是對調露子“擊要終在撲也”理論的驗證，也是宋代城市相撲已嚮較高深層次發展的一個徵兆，市民對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兒相撲、女子相撲，就是非常獨特，均為宋代以前或以後所未有、所鮮見。
小兒相撲，據《識餘》記載，大致是：兩小兒表演時，俯首，雙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樣用頭相觸，互相較力，頗像兩兩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戲。四川邛窯出土的小兒相撲瓷塑，表現的則是另一形式：互相摟抱相搏，雙腿拉開後支。這套瓷塑雖高僅6.4釐米，卻十分傳神。
小兒相撲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兩種形式。女子相撲，則和男子相撲形式一樣，裸露頸項臂膀，乃至腰圍，所以被人稱為“婦人裸戲”。女子相撲，曾在東京最大的宣德門廣場上，為皇帝與市民表演過，當時萬頭攢動、熱鬧非凡的場面使司馬光犯顔直書《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傢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後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
從目前遺存在遼寧博物館的趙佶所畫的宣德門，與北宋鐘上宣德門浮雕，不難想見宣德門之高大雄偉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於此也就不難理解司馬光為之而上書，至今讀來仍有一股激憤之情了。儘管司馬光提出了“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為戲”，但提歸提，並不妨礙女子相撲在城市體育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臨安，以“女廝撲”聞名的就有張椿等十名之多。
“廝”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稱“相撲”，而為“廝撲”，乃是取女性身單力薄之特點，含貶意。與“女廝撲”類似的還有“女颭”，它是正式相撲的前奏——臨安女颭為數不少，有囂三娘、黑四姐、韓春春、綉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女急快等。她們在男子相撲之前，使用類似“水流星”的利於急速展轉的“颭”，打開場子，招呼觀衆，製造氣氛，待市民圍攏過來時，正式相撲開始，女颭便退下……
這種現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撲強身健體的本色在減弱，搞笑逗樂、極力迎合市民欣賞需要的成份在相撲運動中逐漸增強。如“戾傢相撲”——
“戾傢”，是臨安的常諺俗語，當時有“燒香點茶，挂畫插花，四般閑事，不許戾傢”的話，可見“戾傢”一語，寓有不學、不內行的意思。張端義也曾用“兩製皆不是當行，京諺雲‘戾傢’是也”來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稱“戾傢相撲”，不過是由於相撲手衆多，不得不標新立異，自立貶語獨為一傢，用來吸引觀衆。既然以“戾傢”自我標榜，在表演相撲時，自然就有引人發笑的戲耍性動作。這使相撲越來越耐看，常見的“喬相撲”就是這種類型的項目。
“喬相撲”是表演者隱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兩個偶人的衣服套子裏面，表演者彎腰四肢着地，背負這對雙手連接成互抱姿勢的偶人，表演者的雙手下面穿着一雙靴子，作為一個偶人的雙腿，自己的一雙真腿作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擄、後挂、摟腰、盤腿各種姿勢，盡情展示相撲時的各種解數，看去和真相撲一樣……但比較而言，還是兩兩相當的角力是城市相撲運動的主流，當時臨安以相撲著名者就達44名之多，而以“喬相撲”著名者不過9名。
當時的著名相撲者有撞倒山、鐵板踏、宋金剛、曹鐵凜、周急快、楊長腳、金重旺、韓銅柱、鄭排、廣大頭、黑八郎、蓋來住、武當山、一拔條，等等，名字很能體現出相撲的急、快、狠、重等技術特點，可想他們本領端的不凡!
還有喚張關索、嚴關索、小關索、賽關索的，顯然是在刻意模仿三國武將關羽之子關索之神韻。據傳：關索年少美容儀，故有“花關索”之稱。他武藝高強，又有“英雄男子”之譽，真是美勇兼具。
到了宋代，龔聖從“病關索楊雄”生發，作出了“關索之雄，超之亦賢”的崇高評價，關索更是被市民奉之若神明。故餘嘉錫先生認為：“蓋凡綽號皆取之街談巷語，此必宋時民間盛傳關索之武勇，為武夫健兒所忻慕，故紛紛取以為號。”
北宋政府在金兵入侵的時候，怕城中善於相撲的“小關索”李寶鬧事，將他和其他16人急捕入獄，後梟首示衆。一個相撲手在宋政府眼中就可以構成這樣可怕的威脅，這就比較容易理解，宋代城市中的相撲手為什麽紛紛以“關索”命名自譽了。
遺憾的是，宋代的歷史著作傢並未記下“小關索”李寶的具體情況，這使我們無法瞭解到更為細緻的相撲場景。在這方面，要求助於小說《水滸傳》。基於二十餘年不懈的考證，筆者堅認：《水滸傳》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宋代市民生活。在《水滸傳》中所看到的相撲場景，比正史在《水滸傳》中，相撲手和好相撲者很多，如蔣門神就是靠相撲本事奪了“快活林”，武鬆則又靠相撲的“玉環步，鴛鴦腳”，奪回了“快活林”。“閑漢”出身的高俅也會相撲，自誇“天下無對”。衹一跤便摔翻了李逵的焦挺，則
是“祖傳三代相撲為生”的職業相撲手，他們傢是“父子相傳，不教徒弟”……
所有這些，都是對宋代城鎮相撲運動真實的描寫。最為精彩的是，《水滸傳》中《燕青智撲擎天柱》一回，展現了宋代城市相撲的具體場景——
這次相撲在山東泰安州的岱嶽廟內舉行，時值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降誕之辰，天下香客如風雲聚匯。在此時此地相撲，是應“獻聖”的美名，寄寓祭神禮佛的美意，這與東京市民每年六月六日，要舉行相撲以祝賀崔府君的生日是一樣的。
先是一位年老的“部署”，即相撲的裁判員，拿着“竹批”，即比賽時的指揮標示，走上相撲賽場——數根粗大柱子支撐起來的“獻臺”上。他先“參神”，然後纔請今年相撲的對手“爭跤”。
著名相撲力士的身份是非常尊貴的，連續兩年蟬聯相撲冠軍的任原，為他揚名的“兩條紅標柱，恰與坊巷牌額一般相似”。任原在客店教徒弟時是“面前遍插鋪金旗牌，錦綉帳額，等身靠背”，儼然戲劇中的“霸王”。任原奔赴賽場時更是雄糾糾、氣昂昂，“卻早十數對哨棒過來，前面列着四把綉旗。那任原坐在轎上，這轎前轎後三二十對花胳膊的好漢，前遮後擁”，這排場不弱於出巡的高官。到了比賽場地，主持相撲的“部署”，要把他請下轎來，“開了幾句溫暖的呵會”，慰問一番，任原這纔上臺
獻藝。
因為是為了祭神禮佛表演相撲，所以任原先“喝了一聲參神喏，受了兩口神水”，再摘了巾幘，脫下棉襖，露出一身這樣的裝束：
頭綰一窩穿心紅角子，腰係一條絳羅翠袖。三串帶兒拴十二個玉蝴蝶牙子扣兒，主腰上排數對金鴛鴦踅褶襯衣。護膝中有銅鐺銅褲，繳臁內有鐵片鐵環。紮腕牢拴，踢鞋緊係。
燕青則是：
除了頭巾，光光地梳着兩個角兒，脫下草鞋，赤了雙腳，蹲在獻臺一邊，解了腿綳護膝，跳將起來，把布衫脫將下來，吐了架子。
以上可見，相撲者，頭髮都要綰成角兒，要赤裸上身，下身似應脫褲，可能任原是多年冠軍，身上可以佩戴些冠軍標志的飾物，如今日日本相撲冠軍身上懸挂的飾物一般。
明刊本《水滸全傳》插圖：燕青智撲擎天柱燕青和任原的相撲姿勢，可和宋代筆記、出土文物互證。如《葆光錄》所記：相撲者成雙結對，披着銀畫衫子，唱啖而出，裸身相撲。山西晉城南社宋墓室南頂《相撲圖》還可證明——
四個相撲漢子，上身赤裸，下身短褲露腿，黑色頭巾，穿靴，兩側各有一旁觀者，中間兩人則全力相撲，左邊者頭被右邊者夾在臂下，右邊者左腿卻被左邊者抱住，雙方相持不下……
從這幅《相撲圖》觀察，四位漢子身材均同，看來相撲是要有級別的。任原身長一丈，貌若金剛，約有千百斤氣力，對手也應膀大腰圓，可燕青身材卻瘦小，許多人加以嘲笑，嫌他分量不夠。部署也製止燕青相撲，並從“懷中取出相撲社條，讀了一遍”。
這說明宋代的相撲，對什麽樣的人方可參加，有沒有“保人”，要註意哪些事項，如“不許暗算”之類，已有明細規定。因燕青抱着“輸了死，永無怨心”的念頭，任原則“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霄雲外，跌死了他”，弄得部署無法，衹好拿着竹批，兩邊分付已了，叫聲“看撲”!
獻臺上衹有部署、任原、燕青三人，先是“燕青做一塊蹲在右邊，任原先在左邊立個門戶”。這是遵循“各占一半，中間心裏合交”的相撲規則。而一旦相撲起來，“正如空中星移電掣相似，些兒遲慢不得”，一來一往，勝負衹在剎那間。
所以，任原依靠着身大力壯，采取了“逼”、“拿”的相撲戰術。燕青則藉身材瘦小，靈活地在任原的左、右肋下鑽來鑽去，利用任原轉身不便的缺點，擾亂他的步子。接着燕青搶將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襠，用肩胛頂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將起來，頭重腳輕，藉力便旋”，一共旋了四五旋，“旋到獻臺邊，叫一聲：‘下去!’把任原頭在下，腳在上，直攛下獻臺來。這一撲，名喚做鵓鴿旋”。
燕青一連串頗有力度的穿、躍、搶、探、扭、頂、托等相撲動作，相當準確地表現出了宋代相撲運動的主要特點，這是富有歷史價值的，並給人以美的享受。如果《水滸傳》作者沒有經過長期的對宋代相撲運動細緻入微的追蹤觀察和研究分析，一言以蔽之，如果沒有對宋代城市相撲運動及其風俗的深入瞭解，是絶對寫不出這樣絲絲入扣、傳神逼真的作品來的。如燕青與任原的相撲比賽，“四百座軍州，七千餘縣治”，“都助將利物來”。這一數字雖有些小說傢的誇飾，但驗之南宋臨安經常舉行的這樣的有“利物”的相撲比賽，還是很真實的。
這種在露臺高處的相撲，主持者以旗帳、銀杯、彩緞、錦襖、官會、馬匹等大宗財物為誘餌，使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的相撲高手來奪其賞。有奪得頭賞者不僅能獲得豐厚奬品，而且還可以補軍佐之職。理宗時，就有一號為“溫州子”的韓福，勝了所有相撲對手，得了頭奬，授了軍職。
這樣的相撲比賽活動，是由政府支持開辦的，其用意是活躍城市的體育運動，以引導市民參與到相撲中來。它與民間發起的燕青與任原的相撲比賽略有不同。不過，一政府，一民間，猶似雙峰對峙，二水分流，映襯得宋代城市相撲運動更加壯觀迷人，商品化傾嚮亦越來越濃，人們的興趣也多集中到相撲的“利物”上來。《水滸傳》中燕青與任原的相撲圖就可看出：露臺下幾位市民乘亂將手伸嚮“利物”，這不經意間之筆似乎在告訴人們相撲的含義已不全在力量的比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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