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象她会安静地坐在一个满清遗少家里做少奶奶的。然而她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姨太太，戏子，吗啡，赌具，裹小脚的老妈子，终日不散的鸦片烟，还有无事闲坐打秋风的烟客……这些都是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浪荡与颓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向往国外的自由与文明。
张廷重也并不拒绝那“文明”，然而他的取舍却与妻子有不同的选择，他喜欢吃国外进口的芦笋罐头，各种新式的汽车，也看翻译小说，比如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张”，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又完全是清贵遗风—— 他尽得了父亲的风流，却未能拥有父亲的才情，更没有父亲的温柔。他与妻子的争吵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在女儿小四岁那年，更名黄逸梵的黄素琼终于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洋留学而远走高飞了。
一飞，便是四年。
张爱玲小的时候，原也赶得上看见了一点点浮华世家的遗风流韵，但多是些颓废的事物——锈迹斑斓的古董，华而不实的银器家什，几代流传的整套漆木家具，红木嵌大理石的太师椅，水印木刻的信笺，线装的绝版书籍，当然，还有终日烟雾不散的烟榻与烟灯。
总是在半明半昧的午后，她站在父亲的烟榻下，嗫嚅地小声地提出她的要求。而父亲，也多是半醉半醒地，爱答不理地回着她的话。使她感觉，进到父亲的烟间一刻，好似游了一回太虚幻境，再出来时，恍如隔世。
亲戚里有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小每次去，总见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就像长在那里似的，并且永远重复同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还有，初回上海时，赶上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这一些，都是伤感的，却也是富贵的，带着没落家族特有的沉香。
后来，那大家族的缩影一再地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金锁记》、《倾城之恋》、《花凋》、《茉莉香片》、《创世纪》……到处都可以寻到那黯绿斑斓的痕迹。
自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3
我的灵魂徘徊在1928年的天空，看到一个动乱的年代。
那一年，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女画家张玉良旅法归来，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那一年，上海大光明戏院由美商投资建成，首映美国影片《笑声鸳影》；那一年，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和战乱的影响下渐渐式微，大批文化名人从北京来到上海，文学巨匠鲁迅亦偕同妻子许广平在虹口安下家来；年轻的刘呐鸥从日本回到上海，与施蛰存、戴望舒合办了一份杂志叫《无轨电车》；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都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刚辞了姨太太，带同全家南下，从天津到上海，迎接妻子回国。
黄逸梵回来了，张廷重搬走了——搬去了医院戒毒——家里突然宽阔起来，明亮起来，也热闹起来，多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许多诸如钢琴、油画这些新的摆设，多了许多歌声与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位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小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快乐。因此很多年后都还记得很清楚。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她由衷地喜欢，连带的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并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虽然母亲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然而她没法矫正那固执的印象，坚信英格兰暖丽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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