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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痘战胜天花恶魔(1)
屈维英 Qu Weiying
在中华医药的发展史上，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历来是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华医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医不断战胜各种疾病，尤其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历史。
明末清初，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战乱频仍，各种瘟疫时有流行，也催生了温病学派的崛起。到了顺治年间，也就是1644年清兵铁骑入关以后，年仅7岁的顺治帝住进了紫禁城，但恐怕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大清江山威胁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中原的各种残明力量此起彼伏的反抗，也不是皇亲贵族的明争暗斗，反而是一种凶猛的烈性传染勃—天花。由于东北天气寒冷，地广人稀，天花一般在当地不甚流行，因此满族人对天花的危害和防治知之甚少。
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后，天花从江南蔓延及华北，很多满人突患天花死亡，他们便埋怨是来自于关内汉人的传染，以至于有的满人进关后不服水土，生育能力下降，也硬说是天花流行的结果。
顺治八年十二月，尚未亲政的顺治帝曾亲下一道避痘谕旨：“近日痘诊甚多，朕避处净地……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不问事之是非，径行处斩……”由此可见，入关不久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善于征战，但对突如其来的天花却束手无策，只得消极地躲避。
在种种无知和谬误的误导下，从宫廷到民间，常把人们分为“出花”和“未出花”两类：出过花的称为“熟身子”，未出过花的称为“生身子”。在宫内，这两类人所受的礼仪待遇迥然不同，如大行皇帝出殡时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未出过花的公主、和硕、福晋、格格等，只许集于城门以北，等候梓宫到来时下跪举哀，连宫廷都不许他们进去。一旦宫廷内天花流行，皇帝便迅速离宫“避痘”。据史书记载，顺治十二年已丑，因为皇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一些王公大臣也吓得纷纷逃往京城西北的巩华城。
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对民间出花者采取了野蛮残酷的“驱疹”措施，“凡遇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这些“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多尔衮死后，这种野蛮的“驱疹”措施稍有收敛，但仍有规定，家里若有出痘之人，要立报兵马司，官家“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署，都民始安”。
顺治年间的一个冬天，京城天花大流行，惜薪司要经常运炭进宫，由于害怕传染天花，到了隆冬季节，便命惜薪司围绕五十丈之内，“居人凡面光者（未出过天花者脸上没有麻子，故面光），亡论男女大小，俱逐出”。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对天花的恐惧到了何种程度！
但到了康熙一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康熙帝是一位致力于民众康宁、国家熙盛的明君，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他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定了前清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康熙在应对天花的对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态度，从消极躲避转向积极预防。
为了使皇室成员有效地预防天花，康熙帝下令兴建承德避暑山庄以“避痘”，并创立了蒙古各部落围班制度。
原来，天花的猖獗流行使清初一段时间蒙古各部对朝廷例行的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未出过天花的“生身子”，有传染天花的可能，因此顺治帝曾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未出痘的王公贵族不得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出生之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宫外“避痘”，加之自己两岁时患过天花又在脸上留下了麻子，因此对天花一直心有余悸。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报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经出痘，而尚有疑虑即欲回去者，著问明具奏。”但各部王公回奏说：“臣等出痘虽未知否，但特来庆贺元旦，仰赖皇上洪福，想亦无妨。俟行庆贺礼毕，始敢言还。”各部蒙古首领如此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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