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万历十五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他绘制了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并附以详细的说明。但传统的天下观已根深蒂固，利玛窦展示的世界被多数士大夫视为海外奇谈。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已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对此事还是如此记载的：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亚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尼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七《意大利亚》。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驻代表。但最终获得乾隆的“特颁诏谕”却说明双方的目的完全南辕北辙：“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3辑《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1928年。无论对这一事件作出什么解释，这些语句所显示的观念是非常明白的。在中国的统治者乾隆的眼中，英国也好，其他“万国”也好，都不应该与“天朝”平起平坐。“天朝礼法”不同于各国，各国也不可能学习“天朝”，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有尊卑高下之别。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主管或处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开始认识到了解外国状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员，据英国《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将《四洲志》译稿与其他有关中外文献资料编为《海国图志》，1842年成书五十卷出版，以后又经多次增补，至1852年成书一百卷。书中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亚洲、澳大利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认为英国最为强盛，描述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的繁荣景气。具体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有女王、又有“巴厘满”（Paliment，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说明乡绅阶级的职权、地位和在政府中的作用。还介绍了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总统四年一选，议会中少数服从多数，“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又称瑞士“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此诚西方之桃源也”。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林则徐与魏源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大量介绍西方的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说明“夷”已经与华夏处于同等地位了。而且，对地球各洲的名称和分布，编者不相信欧、亚、美、非、澳的分布，仍然以佛教典籍中“东神胜州、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庐洲”的说法为准，甚至认为美洲就是西牛货州。可见无论是“四洲”还是“海国”，都还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而将其他外国列为“天下”边缘或以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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