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西方早先对中国所持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态之一是：某些专家大师及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演化并没有自己的史前史，而是藉西亚的小麦、陶器、文字、马拉战车等文化特色之流传，突然就冒出来的。是所谓的「潜移默化而成的文明」（civilition by osmosis），一点一点从西边经过中亚地区传来的。这种无知的假说早已被推翻。以前强调的文化特征流传说站不住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远古时期起可能就有相当多的接触了。
在中国，从挖掘古物中研究史前史乃是一项最新的发展。中国今日的现代化也包括自一九二○年代起就持续进步的考古学，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政府谋求进步的行动中，中国史前史的科学化研究并不曾稍有落后。真实情形随之不断地披露，尤其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连贯性。证明现今中国生活的特有形貌--如专制政府--是从史前时代一直传下来的。
中国有两条北南走向的山系；一条沿海，从东北经山东省与东南海岸，至香港与海南岛。另一条在内陆中亚高原东缘，从山西省往南经四川，到西南山区。往东走，北边是华北平原。平原边缘，距西南的北京四十三公里的石灰岩山中，在周门店附近，有一些洞穴。有一个特别大的洞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长约一百五十公尺，宽四十五公尺，有一个地方从洞顶至洞内地面约三十六公尺高），洞的东北边有一个小入口。从距今约四十万年前起，至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洞中持续有原始人居住，直到洞内被人们留下的垃圾杂物堵满时为止。
这是伟大的考古发现！一九二一年从此洞找到的一枚牙齿，证明是原始人种的牙。一九二九年间，这儿掘出了第一具人头骨。一九二一至三七年，以及自一九五九年起的仔细挖掘成果，共有大约十万个石制器具、一百多枚牙齿、十四个头颅骨，以及其它许多骨头出土。计有四十多个直立猿人（Homo erectus），是与在爪哇（1891）、欧洲、中东、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同种的。
这些北京猿人很矮，男子身高约一百五十七公分，女子约一百五十公分。其头骨很厚，下巴后缩，颅内容量是八百五十至一千三百CC，和爪哇人的七百七十五至九百CC以及早期人类（Homo Sapiens）的一千三百五十CC相差不远。北京猿人捕猎捞鱼为食，用火照明洞穴、烧熟肉吃。食用的肉类中鹿肉占七成，另外也有豹、熊、剑齿虎、土狼、象、犀牛、骆驼、水牛、马的骨海洞穴内没有埋葬人，也没有完整的人体骨骼，却有被打瘪的人头骨。可见北京猿人也吃一点人肉，也可能喜欢猎人头食脑。总之，张光直（1986）说过，北京人化石是「古人类学的最大崭获」。
随后又有其它发现。一九四九年以后，广泛进行道路、水坝、地基等建设工程，掘出数以百计的考古新据点。一九六四年在陕西省发现另一个直立猿人头骨，似乎是比北京猿人还早的人种。在十数个挖掘点找出的距今四十万年至二十万年间（旧石器时代早期，Early〔Lower〕Paleolithic period）人类的化石与削尖石制的工具，显示直立猿人是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主要是在西部山区的省份。一九八○至八一年间，在安徽掘出一个人头骨。八四年在辽宁掘到部分人体骨骼。以后续有其它发现。（参考表2）
一九七○年代挖掘的几处考古地点都找到早期人类的遗骸，约为距今二十万年至五万年间的人类，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大约在距今五万年至一万二千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Latc〔Upper〕Paleolithic period），晚期人类（Homo sapiens sapiens）散布在中国各地十多个地方文化区内。他们通常栖居在山坡渐向下倾于平原的地形上，以利于混合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的生存方式。从其遗留的石器可看出，这些文化地区有共同的特征，却也在那么久远以前就具有各自明显不同的地方特色。遗迹所在地包括黄河流域、鄂尔多斯地区、陕西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西缘。周口店的上层洞穴似乎曾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用作葬尸的场所，共掘出七个头骨，都被砸破★表2 中国史前时代★了。考古学家--如张光直氏--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仅会削石头作工具；亲族观念、权威、宗教，以及至今仍可在中国找到的绘画，都已经在发展了。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
一万二千年前在中国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其特征是定居从事农耕的社群的普遍形成。那时候，黄河与长江的冲积土尚未造成现在东西两山系间的平原区。现在山东省与山西省之间的华北平原大体上还只是湖泊和沼泽，而山东差不多算是离岸的一个岛屿，现在的河北省与河南省仍是不宜居住的沼地。那时候，华中这一段的长江是一片大湖，湖北湖南两省还不能耕种作物，连种水稻也不成。
山区覆满森林，禽兽很多。驯养狗和猪之类的动物并不困难，远不如驾御作物难，靠渔猎与采果维生的人们本来已经在从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上撷取食物，却得学习改用可定期栽种收获的一年生播种作物，这即是农耕。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气候颇湿暖，不像现在那么干冷。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可以在山地树林渐渐转为可耕草地的边界地区最轻易地展开，这儿的植物多，即便耕作失败，人也不致挨饿。
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显示，定居务农始于黄河南部弯曲处以下，在有树林的高地与沼泽低地之间的边界上。例如，陕西半坡（在今西安市内）的村民在大约公元前四千年时是以小米为主食，以狩猎捕鱼为辅，用大麻织布。房屋呈小簇而聚落，像是一个个家族单元。箭镞显示狩猎已使用弓箭。村民驯养的家畜以猪与狗为主。谷物收藏在陶罐中，罐子上有鱼、兽、植物图案，以及显然是代表家族或世系的图样。与华北此种「彩陶」（仰韶）文化同期并存的还有其它文化，遗址分别在东南海岸、台湾、长江下游流域发现，其中已开始有稻米耕种的活动。
覆盖在彩陶文化遗迹之上的，是一层比较薄却更亮丽的黑陶（龙山）文化遗迹。其散布范围较广，除华北之外，还扩及长江流域以至东南海岸，呈现出包含许多地域性次文化的一个广大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区。由此可推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源地延伸，在数个中心地同时发展。
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另一项成就是织丝。中国农村经济自古至今都少不了程序繁琐的养蚕业。从摘采大量桑叶喂蚕起，经过蚕的蜕皮、吐丝、织茧，直至抽丝剥茧，都是极为辛苦的工作。蚕每吃一百磅（四十五公斤）桑叶，可制出十五磅（六点七公斤）的茧，由此可抽出仅一磅（零点四公斤余）的生丝。这项家庭工业自新石器时化起就在华北进行，一直到公元第六世纪被走私到西方以前，都是中国人的独占工业。
商夏遗址出土
截至一九二○年代以前，中国古史所说的夏商周「三代」，只有周代直接有文字记录史料可循。商代的三十位帝王与七个建都处，都载于周代与稍晚时期编纂的史书之中。到了宋代，研究古文物的人渐渐对于商代传下来的镌有文字的礼器产生兴趣。但是，迟至一八九九年，学者才注意到，汉药店在出售刻有古文的「龙骨」为药材。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私人收购者已经追踪出这些「龙骨」是从河南省黄河以北安阳附近掘得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者便于一九二八年开始在安阳进行商代最后一处都城的挖掘，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断。一九五○年后，在今郑州附近又掘出了商代初期的一处都城。
这些殷墟之中有皇宫和公卿宅第，为筑在土台上的梁柱式建筑，其基本结构与受西方人瞻仰的紫禁城相似。在安阳发掘了五十三个坚若水泥的房屋土台，其中还有许多石柱的基座。附近有窦窖，显见是供贮藏用或奴仆住用。贵族役使的各类工匠专精于高度发展的冶铜、制陶，以及其它手艺。商代青铜制作技术举世无双，到现在仍可称是人类一大艺术成就。
商代帝王令卜者处理甲骨占卜与卜辞书写的事务（即灼烧动物肩胛骨使之生裂痕，再按裂痕解释祖先意旨，将其刻在骨上），因而留下导致安阳遗址开掘的卜辞甲骨。人们收集的甲骨总共约有十万片。按所刻的卜辞可知，商代贵族生活条件优越，作战时乘马拉的战车，以打猎为娱乐，有祀典仪礼，受各类工匠的侍候，享用都城周围村庄农民耕作的奉养，农民们却居住在半地穴式的竖穴中。商代社会的阶级划分已经相当森严了。
在当时较湿暖的气候下，水牛乃是最主要的家畜。从甲骨之多与动辄上百的牲祭所需，可知牲畜饲养数量必然很大。商人的祖先崇拜，可从帝王施行的整套拜祭仪式中看出，深掘入地下的帝王墓穴里也都有各种珍宝，以及许多陪葬的动物和人。张光直认为，这些葬穴证明商代社会分层森严，下阶层的人往往要充当上阶层的生祭用品。安阳遗址大约只是范围更大的都城区内的皇室贵胄核心所在，华北与四川另有许多商代遗址发掘。
商代公共建筑动用人力之大，可以证明帝王权位有多高。郑州殷墟有围成大致为长方形的城墙，长六公里半，高约八公尺，是以夯土筑成。这种将土放在活动木模里夯打成坚如水泥般的技术，最初是在龙山遗址发现，以后依然为中国人应用。三千年后明代（一二六八～一六四四）在北京南京两地的都城也是夯土筑成，城墙高约六点七公尺，周围分别约为三十七公里与三十四公里长。这比殷墟来得大，而且贴了砖，但仍然是用浩大人力筑成。其它古文明也有动用大量人力建成奇景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但是中国到了现在仍有这种人海战术的行事法。
一九五九年在二里头（在距洛阳不远的偃师，位在黄河之南）掘出有大宫殿的遗址，极像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遍布在河南西北与山西南部各地，乃是紧接龙山黑陶文化之后，在商代以前的文化类型，按碳-14年代测定法，时间在大约公元前二一○○至一八○○年间。有此几乎可断定的辨认结果，传说三代中的夏代和商代，已经成为历史的真实。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一，龙山文化的无数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相当平顺地转入了青铜器时代的夏商都城，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单一文化的前后阶段。若是观察工具与武器、陶壶与铜鼎、作物耕种与牲畜驯养、居屋建筑与墓穴、宗教活动与统治制度，也可看出其中文化的同构型与持续性。朝代的更替是经战争而完成的，然而却找不到受外来文化强力入侵的蛛丝马迹。此外，夏、商、周从三个不同的地区跨入历史（见地图6），三者似乎曾经并存。夏商的「更替」是指商继夏之后在华夏地区成为主导的中心。
第二，这些古都遗址证明，王权的基础是陆围的（不近海的）静止的农业，而不是与其它区域间流动的水上贸易。的确，安阳遗址中有海岸来的海贝；新石器时代东亚人有机会也曾航海。台湾北部一处约为公元前四○○○至二五○○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台湾南部一处公元前二五○○年至公元前四○○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在距福建省海岸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岛上。台湾与大陆既没有相衔接的陆桥，海的深度也未曾改变到足以使古时渡海比今天容易，我们不得不归结说：新石器时代居于海边的人，发展了与新石器时代农耕生产力差不多的航海技术。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中东与地中海地区那样旺盛的海上贸易呢？这乃是地理上的偶然造成的：不论从沿岸航行或海上贸易，中国都不易达到古代的东亚其它邦国。中国的水上运输在长江以及山东到东北南部的沿海发展，既然遇不到可打交道的外国，也就没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可言了。
中央权威的兴起
仰韶与龙山陶器在华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的七、八个遗址的残留，显示地区文化的变异。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农村之间接触增多之际，亲属关系网与结盟关系制造了机会，使中央都城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统治。从后来的情形看，似乎是大部落宗族分出的家族支系各自建立了有围墙的城邑。商代甲骨就记了总共约一千个城邑的名称。以一位族长为首的宗族，可以藉通婚与其它围墙城邑的其它宗族建立关系。家族支系也可迁到新据点另建新城邑。繁复的上下位主从关系也从而产生。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将结束时，利用黄铜与华北各地采出的锡旷来制青铜的行为，与夏商两朝初有在广大地区内的中央政府同时发生。青铜冶炼也许是顺应仰韶及龙山塑陶技术而生的，可能是在塑烧过程或制造小刀之类的黄铜器物时，自然而然向前跨出的一步。姑不论冶炼青铜的技术是本上发展的或是外来的（或两者均是），生产青铜的一项重要事实是：唯有强大的权威可以确保采矿进行。以十九世纪的例子为准，当时的采矿需用人工、矿工趴跪在坑内，在狭小而无通风口的隧道内拖动装矿沙的滑橇。这是奴隶或囚犯才肯做的事。再看用多块陶范铸铜器的过程，必须有上百名工匠才能调配处理熔融的金属。青铜礼器的制作因而隐含了多种意义--第一，王权与表彰王权的各式仪礼密切相关；第二，王权能够指派人力去办采矿与冶炼的沉重工作。
我们知道，夏商帝王都利用繁琐而戏剧化的仪礼来确立其统治权。尤其是祭鬼仪式中，巫者或帝王本人会与先王阴灵沟通，祈求其庇佑指点。在此类仪式中，巫者尚需藉助于某种与先祖有图腾关系的动物。商代礼器上因而有动物图案之呈现，常见的如铸有饕餮兽面纹者（后来美洲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与此异曲同工）。地方上的统治者借着实施祖先崇拜的宗教，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有些地方统治者进而管辖到其它城邑群，于是一群城镇与另一群城邑相争，一个地区与另一地区相争，终至某个地方兴起一个居支配地位的王朝。
王朝政府在进行扩权的时候，会将仍然停留在前青铜时代的新石器阶段的小区包围，这时候青铜武器便大有帮助了。我们也知道，商代晚期在大约公元前一二○○年以后，曾于征讨之时使用双马拉的战车。这种战车自大约公元前一五○○年就是西亚征服者的有效战力，战车的观念无疑是经中亚细亚传来的。伴随着的还有步兵的矛与箭。因为战车要配备三人--中间是驾车者，左右为戟兵与弓箭手。青铜装备使战车能够南征北伐。同一宗系聚居的家族似乎曾各自形成军事单元。曾有记载指上千军士就俘虏了上千敌人，被俘者之中可能有上百人被当作祭祀牲品。帝王虽然自称是以才德服人，但军事力量帮的忙也不校
除了征战之外，夏商也借着建立新城邑来扩大自己的疆域。城邑并不是因为贸易或个人家庭迁徙而无事先计划就形成的，都是由地方统治者计划后斥建的。通常是君王下令在某个要开辟农田的新区域建新城，然后选中某城的人去完成任务。《诗经》〈大雅〉有一段描述建邑过程的记载，与美国拓荒时期筑谷仓的味况颇相似：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主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梂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总括来说，做为扩张行为之因素的征战与贸易，其重要性似乎不如帝王在祈求祖宗与自然神力的仪式祭拜中那种高于一切的地位。也许和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早期的国王相似，如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所说，远征跋涉显示世袭政体的国家尚未充分官僚化，政府施行的仍较属于神权政治而不够世俗化。
西周
周灭商以后，中国的国家政府终于出现。在此方面，青铜器的铭文与新近出土的周代甲骨提供的考古证据，契合了有关古代地名人物的文学记录，以及经典古籍中早已有的史迹记载。
周人初兴时的人数不多，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边的羌人频有往来，很早就学会与不同文化的人共容。周人以渭水流域为根据地，逐渐茁壮后成为商的诸侯。终于强大至能够于公元前一○四○年在交战时将商击败。当时商周双方都动员了七、八百个「小国」的兵力。周克商之后，在长安（西安）建新都，令殷商大族迁徙并主管建筑事务，又在仪礼与政府制度方面运用商的章法。另有一些殷商家族被迁往西边去繁衍开发。许倬云与林杜夫（Katheryn Linduff）认为，殷商遗族曾与周的统治阶级合并。
周兵攻克东部的平原后，再击败西北游牧民族，向南攻入汉水长江流域，向东南沿淮河推进，势力更加扩张。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仪式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天子除了要赏赐具象征意义的器物，还要「授民」。被「授」的臣民比天子授的「土」更为重要，诸侯带了这整批家族的臣民到了封地上，加上封地上原来居住的人民，可以成立一个诸侯国。
周延续商的办法，用宗族为政治统理的基本原则。并且以政权得自天命之说为巩固王权的新力量。商王敬拜先公先王，求祖宗庇佑指点。周人却称天下得自更为广大而无个人性的「天」，而周之所以得「天命」，是因为有德。这种理论断言君王应具有为全民表率的至高道德力量。西方统治者登位凭依的君权神圣说，理由只在他有先王之子的身分。中国的天命说却为当权者立下了道德标准。
周的中央权势扩张行动包括同化向周称臣的各方子民，凡有关中国文字系统、仪礼、行政体制之推广，都是不可轻忽的。中原文化乃是主流。「中原」指的是商周统辖时代的核心区，其周边外围都属异族，包括北边、东北、西南的半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的部落。从四方异族的名称不是汉字而是音译可知，夷狄文化与中土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经联姻、同化、官僚政治施行，继商周之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诸侯渐渐兴起。这些诸侯国承继了多种文化的融和遗产，在战国时期（约始于公元前四○○年）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
新考古记录之含意
考古资料显现的古中国文化的同构型，与古中东人种、立国、文化之变化多端，呈鲜明的对比。自公元前三○○○年起，埃及人、苏美人（Sumerians）、闪族人（Semites）、阿卡得人（Akkadians）、亚摩利人（Amorites，受巴比伦王汉摩拉比统治）、亚述人（Assyrians）、腓尼基人（Phoenicians）、西台人（Hittites）、米堤亚人（Medcs）、波斯人（Persians）等等，在中东连绵不绝的战争政争中互相较劲，留下激烈多元政治的记录。尼罗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谷各农业区都有灌溉系统，贸易与航海一同兴旺。各种语言、文字、宗教欣欣向荣。这与古中国实有天壤之别。
此外，中东的工技发展在多方面早于中国。彩陶、青铜之使用、马拉的战车，以及后来的铁器，在中东出现的时间都比中国早。此种先后之别固然显示这些都是中东传入中国的。但古中国与中东究竟有何关系，现在仍不清楚而有争议。我们倒很清楚有些事物并没有从中东传入中国。例如，尽管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有灌溉网的实例在先，黄河流域华北平原上起初并未照做。夏商时期的中国人未曾使用金属的农具，也未使用耕畜和犁。马拉的双轮战车于商代晚期被用为贵族的交通工具和作战主力，但是，西方历史学者直至最近以前所持的假说--是在遭受西北大草原戎狄马战车侵略后才开始用它，却没有证据可循。
南方传入中原的影响也是相当模糊的。例如，青铜冶炼术似乎于公元前三○○○年以前始于泰国，与中国青铜有无关系却不确知。整体而论，中东史前文化之间相互广泛交通的证据，并不能作为有无向中国流传的依据。每个重要文化都是当地的成就，但文化难以孤立。我们不妨归结说：西亚方面确实有重要的影响「潜移默化」般地来到中国，但是绝不至于强烈到足以破坏中国文化同构型的地步。
这种结论反对先驱考古学者--多半是西方人--早期的主张。其主张是，经由中亚渗透过来的中东影响给了古中国步向文明绝对必要的推动力。较后来的看法是：古中国文明是从华北这一个核心区形成的，夏商的发展是独特的，按何柄棣所说，是「东方的摇篮」。新的证据也对这个说法不利。必须承认，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周代史书以及一九二○年以后的出土遗址，足以让「三代」稳居中国古史的舞台中央。但是整个东亚地区的考古挖掘，虽然刚开始，已经揭露了长江以南、中国东南海岸、越南北方相关联却各不相同的陶器文化。
夏商国力的来源之一是其血缘关系加诸社会的秩序与宗法制度造成的阶级划分，即是，延伸出来的宗支必臣服于父辈的宗系。每一个人都有其在家族中应居的位份，宗系间一层层的尊卑主从关系溯至最尊，即是在位的君主。统治者的至尊地位，系于他在使用青铜礼器的祖宗崇拜以及运用战车与青铜武器的征伐之中的最高权威。在这阶级划分已很森严的社会中，帝王殡葬时还要用活人陪葬。
换个角度来看，在无甚航海活动的情况下，贸易与工技革新对于中央政治权威扩展而言，似乎相当次要。考古学家的这项发现，西方历史学者不大容易理解。西方历史，尤其是地中海历史，早已烙下的证据印痕是，早期的邦城都是在贸易航线上兴起的，帝国也是凭控制商贸--尤其是海上的--而强大。古代中国缺乏海上贸易，以致商人不重要，商贾身分不受尊重。也因此故，秦与汉的统治者上台以后，比较不难控制地位渐渐升高的商贾。
末了，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不但系于他一人独揽礼祭与作战时的领导大权，甲骨卜辞与史料的书写也是由他主导。商代文字系统已经有「主词--动词--受词」的语法，中国造字依据的象形、指事、形声等基本法则也已出现。中国字最初为象形文，如「木」指一棵树，「林」指丛树，而「森」指森林。中文的「一、二、三」也比英文字的one，two，three要简单易识。又如「囗」（ㄨㄟˊ）是包围、环绕之意，写小了就是「口」，可以指嘴，也可用于「洞口」、「入口」、「港口」等词。
只凭象形原则（如木、林、森）可造的字有限，必须进而从字音上设法。因此，大多数中国字是有偏旁的组合体。通常单字的某一部分指义，另一部分表声。
兹举例说明。由于中国字都是单音字，总共不过四百多个字音，常会遇到音同字不同的问题。像英文字的soul（灵魂）与sole（鞋底）以及all（全部）与awl（尖椎），也是同音不同字。以「东」为例，与「冻」和「栋」是同音的。造字者便是雀东」的声，加上「冫」的偏旁就成为表冰冷的「冻」；加上「木」字旁即是造屋的「栋」梁。
这个例子很简单。其实中国语文都不难，难的是要记的字太多，字的用法涵义也太多。后代文字学者要编纂字典的时候，不能用拉丁字母这套简便的排列法，必须研究出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将所有的字依部首归类。不过部首查法用起来不如二十六个字母的查法明白快速。商代文字已经有木、口、心、手等部首归类。从一开始，政府掌理造字书写的大权就握于帝王之手。而文字主要似乎是为因应宗法秩序与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生，为商贸服务的动机较校
我们若将司祭巫者、战士、刻写卜辞者、氏族宗主、监督技艺工匠者汇集，就可看出后代统治阶级士人菁英最初的发展雏型。政治的治理方法利用了礼仪、艺术、作战、写作、亲族关系，这些都是组成文化理念的要素。下面一步即是，将未认可中央政府至上权位的部族指为蛮夷，以断定中土文化之优越。因此，中原四周的异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至十九世纪晚期，官方仍以「夷」指从海上来的西方人）。自从有了以「中国」称呼统治「中原」者的定名法，也就有了这种「中」、「外」分明的观念。周代纂辑的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如此的定位，以致中西历史学者常把「三代」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文化的孤岛」，四周是欠缺中国文化所含文明特质的一片「蛮夷」汪洋。
新的考古数据却显示，情形并不这么单纯。西周因为已经和北边西边异族融和，在中原自居文化盟主的时候，便可驾轻就熟地容纳文化差异。其步骤不是直接用武力征讨，而是以中国生活习惯统治方式为基础的逐步同化。政治区的划分上，文化依据也重于版图的依据。
我们从读史知道，「夷狄」自古就在中国的边境上出没。由此应知，四夷自始就是政治体系里的基本项目。我们不可忽视，古中国有认为文化与现世权势当然共生的看法。向某朝的统治称臣了，就必须接受其礼制以及授予当朝治人天命的宇宙论。不接受这种政治化了的文化，就不足以为中国人。不过如果是生来就使用中国语文的人，四书五经和言谈中用的词语可以大致笃定他已经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也普遍存在显然类似的生活态度。
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中，增强国力的任务乃是要不断谋求更多人顺从接纳中央当权的王朝。统治者以社会结构顶峰、祖先崇拜宗教主祭者、赏罚裁决者、公共建设与战争以及文学之领袖的身分运作。在其无所不能的身分中，张光直还强调统治者「一人独有的通天地鬼神」的资格。结果是，统治者一手造成了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这个整体统一性即是在单一共同国家内政治统一的基矗中国当然不是将此种统一性视为理想的唯一国家，许多古代帝国都追求过这个目标。但是中国孤立的地理环境一开始就使这种理想更能行得通，后来也更易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以上的考虑也许夸大了，却也代表中国考古学呈现的一件重要事实。即是，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型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都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
然而，早已惯知近代民族主义情操的我们，如果现在持有古中国是萌牙期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可就错了。我们不如引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观念，将古中国看作近似西方基督教世界（法、英等单一民族国家是在其中共有欧洲文化的从属政治单元）。再者，因为我们已经太清楚二十世纪极权国家总揽一切的权威，最好避免贸然作时序错误的判断而指商周帝王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促致某种极权政治。我们不妨照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64）的说法，称之为以「机关制度」（officialism）治理的政府。如史都华·施蓝姆（Stuart Schram，1964）曾说：「政府自始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而楷模行为、仪礼、道德、教化在中国从来都被认为是治理的手段。」我们只需再加上一句：礼教运作之外，统治者也独揽军事强权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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