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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直來直去 》
魯迅：被誤讀的大師(2)
葛紅兵 Ge Gongbing
鄧一光：他和“為文學而文學”者不一樣。 劉川鄂：他用一種現代的、自由的價值來取代奴性的、愚昧的、保守的傳統文化。 魯迅是作為一個意志實體被崇拜的 葛紅兵：從這個角度上，我願意從反面來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你剛纔說魯迅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實際上魯迅在自由和民主兩個價值中是有偏嚮的。他是個絶對論的自由主義者，但又是個相對論的民主主義者。他受尼采的影響，不大相信民主體製，他認為民主會造成“以衆虐獨”的局面。所以國傢最好還是任個人。他一生都有勇氣獨戰多數，把整個大衆看作是昏睡在主人屋子中的人，這是他的意志。20世紀80年代後，經過文革巨大創痛，知識分子為什麽一下子拾起魯迅來，就是因為看到了魯迅這種獨戰多數的勇氣和意志。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知識分子是把魯迅看成一個“意志實體”。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都表現出軟弱、妥協甚至出賣友人的一面。而這個時候發現魯迅居然有這樣的力量，這種“意志實體”使知識分子感到在人格上有所依賴。其次是魯迅話語體係，比如說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這個體係給知識分子以精神上的支柱。我們知識分子受到巨大的創痛，在文革中被打到“工農兵”之後變成“第九位”，而魯迅卻恰恰相反，他認為知識分子是啓蒙主義者，遠遠在大衆之上。他是“獨醒的人”，在這個話語係統中，知識分子看到的是自己在民衆之上，而不是像在文革中所接受的在民衆之下。這是知識分子對魯迅依賴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我認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內在欠缺所造成的。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話語，沒有自己獨特的思想立場，話語方式，衹有藉魯迅說話，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欠缺。 要把魯迅歸還到人的地位上去。我們常常有一種“神化大師”的衝動，把大師變成神，然後居住在神裏面。啓蒙主義知識分子一直都在批判民衆的盲信和盲從，實際上知識分子自己沒有看到他崇尚魯迅的時候自己也犯着同樣的錯誤。 劉川鄂：魯迅是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曾經有很多睏惑。我在寫博士論文《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中有一節談到魯迅，那一節我的先生把它刪掉了，他認為說魯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還要慎重一點，但他也承認魯迅至少在前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最早說魯迅是自由主義者的是曹聚仁，他從魯迅的《文藝與政治的岐途》等文章中看到魯迅的這一面。其實，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並不是完全分開的，它們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葛紅兵：過去我對自由和民義這兩個價值概念不作區分，最近我做了一係列關於“五四”舊刊的札記和關於魯迅的札記，我重新思考的結果，自由和民義是兩個應該做出區分的價值係統。魯迅，他一生都在反抗當中，甚至對整個未來都沒有什麽目標。那麽是什麽在支配着他呢?衹有他對自己個人的絶對自信，魯迅式的自由是思想方法的解放，以及思想結果的獨立，所謂“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産生，對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斥，──但應該産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 劉川鄂：他敢於否定他認為應該否定的東西，但他的確是無力肯定、建構一些對現實社會具有操作價值的東西。 鄧一光：魯迅不是簡單的自信，他應該是非常自信的。一般的自信具有包容性，而魯迅的那種偏執有時候根本就是不問理由，先否定了再說，這個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 葛紅兵：現在我們不妨回到文學的角度上來談談魯迅，從魯迅的命運我看到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命運是非常悲涼的。比如說我讀他的《阿Q正傳》、《孤獨者》、《在酒樓上》，我發現魯迅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文學巨星的。但是他竟然在這個時候放棄小說創作，也放棄了散文詩的創作。 劉川鄂：魯迅承認他自己的創作衹有五種：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到雜文創作上了。 葛紅兵：他為什麽要放棄小說、散文的創作呢?我覺得這也是中國20世紀文學的結癥所在：20世紀文學家過於關註我們中國的現實，沒有超脫的追求，這也是中國啓蒙不徹底的原因。 魯迅寫作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 劉川鄂：魯迅的現實感太強，而現實對魯迅的牽扯又太大，所以他沒有單純地想做一個文學家，他說他寫小說不是要把“小說擡進文苑”，這還是跟他自身的價值定位有關。他首先是個思想傢，然後纔是個文學家。當他發現雜文是個更直接的表達他對社會看法的方式時，他就放棄了小說創作。從文學創作角度來說是可惜的，但從他自己選擇來說是自覺的、主動的，他無怨無悔。魯迅雜文中最耐讀的，更有價值的是他前期的雜文，是關於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批評。在今天依然很有價值。他後期的雜文更多的是針對社會上的一些具體的、現象化的議論。 葛紅兵：我認為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創始人。他開創了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但同時他也開始了中國新文學一個不好的歷史就是偏重於思想、偏重於直接的社會功利。從社會功利出發來認識寫作，而不是把文學當作一個自身具有意義的工作。 劉川鄂：魯迅創作很少，他寫作時是把他的“意思”放在第一位的。他總是說衹要把意思傳達給別人就行了，“力避行文的嘮叨”註意行文的簡潔，有時候為了“聽將令”，為了“遵命”不得不用“麯筆”，麯筆也是一種比較違反創作本身自然慣性的一種方式，是思想中止了的一種文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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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當代世界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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