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 楚國史   》 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魏昌 Wei Chang

　　一、楚成王即位前後楚國政治的短期動亂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十四年)，那處之尹閻敖因被巴人打敗而逃跑，為楚文王所殺。閻敖之族因而發動叛亂，巴人乘機攻楚。第二年，楚文王率軍反擊，被巴師敗之於津(一說今湖北枝江西，一說江陵南，即沙市)。楚文王歸，楚大閽(大閽，官名，楚人稱為大伯。杜註：“若今城門校尉官。”)鬻拳拒絶入城。楚文王轉而伐黃，敗黃師於[躒昔-樂]陵(黃地，今河南潢川西南)。同年六月，楚文王返國途中，至湫(今湖北宜城東南)病逝(此從《左傳》，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史記》則記文王在位十三年，即在公元前677年卒。）楚文王卒後，其子熊堵敖立，是為堵敖(杜敖)。堵敖與其弟熊惲(熊[君頁])均為楚文王與息媯所生。
　　公元前672年(堵敖三年，此從《左傳》，《史記》則為堵敖五年)，堵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在隨國的幫助下，襲殺堵敖而代之，是為楚成王(《史記·楚世傢》。
　　據《左傳·莊公十四年》載，楚文王滅息虜息媯歸是在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十年)，故息媯所生熊堵敖、熊惲兄弟兩人，均很年幼。所謂“堵敖欲殺其弟熊惲”，當非真實，實際上則是楚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企圖推翻堵敖的貴族失敗後逃到隨國，藉助隨國力量而獲勝的，因而熊惲是依靠政變手段奪得王位的。屈原《天問》所謂“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反映的就是這種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歷史真相。
　　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動蕩，無所作為。公元前671年，熊惲即位，是為著名的楚成王(前671-626年)。楚成王即位時年幼，軍政大權掌握在令尹子元手裏(從《左傳》等所記子元行為看，子元可能是倒堵敖、立熊惲的主要策劃者，故楚成王立後，即以其為令尹，主楚國政。）子元，楚文王弟，居功自傲，飛揚跋扈，對文夫人(息媯)極其無禮。《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竟在成王母宮室旁邊建館捨，振鈴鐸，跳《萬》舞，惑以淫亂。由於文夫人泣訴反對纔停止。接着，子元又倉促起兵攻鄭，鄭國“縣門不發，楚言而出”(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楚子元等既入城，見其縣門不發，復操楚語而退出。杜註謂鄭出兵而效楚言，誤矣。”)，子元疑有伏兵，中原諸國接着又來救鄭，子元害怕，慌張退兵。子元回來後，變本加厲，公然住進王宮，企圖挑逗文夫人，鬥射師諫阻，反被囚禁。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申公鬥班怒殺子元，子元內亂遂平。楚成王即位前後，時經十餘年，政局動蕩不安，楚武、文開創的王業，一度受到削弱。
　　二、鬥子文毀傢助國
　　子元內亂平定後，楚成王以鬥子文為令尹，自己亦日漸成長，楚國政局從此穩定，並開始以嶄新的面貌北上爭霸。
　　鬥子文，又名鬥𠔌於菟，是楚國歷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對楚國的強大和北上爭霸，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的身世，《左傳·宣公四年》有詳細的記載，說：
　　初，若敖娶於[雲阝]([雲阝]，即鄖)，生鬥伯比。若敖卒，以其母畜於[雲阝]，淫於[雲阝]子之女，生子文焉。[雲阝]夫人使棄諸夢中(楊伯峻《春秋左氏傳)註：夢即楚之雲夢澤，在江北)。虎乳之。[雲阝]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𠔌，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鬥𠔌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據此說法，子文係楚國君若敖熊儀之後，或熊儀之子別封鬥邑，為鬥氏之祖，亦號稱若敖（張君《楚國鬥、成、[艹/為]、屈四族先世考》(《楚文化覓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班固稱“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漢書·敘傳》。）可見鬥射師、鬥班、鬥子文均屬若敖氏之族，對平定子元內亂，起了重要作用。正因此，子文才被任為令尹這一要職的。
　　《左傳·莊公三十年》說：“鬥𠔌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傢以紓楚國之難。”《會箋》說：“時楚國府庫空竭，子文，財巨室，積財不少，故自減少傢産，以紓其難也。”子文任令尹時，正值楚國統治集團內爭和子元內亂之後，睏難重重，子文能從國傢和民族利益出發，毫不猶豫地“自毀其傢”，盡力相助效勞，使楚國迅速度過了難關。因此，若敖氏之族從穩定楚國政局，到解决國計民生睏難，均作出了巨大貢獻。
　　子文執政後，留下的歷史佳話也很多。據《說苑》載，子文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國執掌刑法之官。)拘捕，後聽說是子文族人，立即釋放。子文聽說後，對廷理批評說：
　　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評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動伏法，廷理害怕，就對其族人執行了刑法。另據《國語·楚語》、《戰國策·楚策》等記載，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執政者。如《國語·楚語下》說：
　　昔鬥子文三捨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戰國策·楚策一》記載莫敖子華語：
　　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
　　從上述記載，可知鬥子文是春秋前期頗為先進開明的思想傢和政治傢。
　　子文任令尹期間，還有一大歷史佳語，也是值得註意的。《論語·公冶長》載：“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從有明確記載看，子文從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後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讓位子玉，長達二十七年之久。在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說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請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謂“三已”、“三捨”則是子文主動請求的，具有薦賢、任賢的意思。如他讓位於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陳、取焦、夷，城頓立有大功的情況下提出的。當呂臣反對時，子文理直氣壯地說：“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可見子文的讓位，是為了薦賢，是從國傢利益出發的，並不計較個人得失。
　　子文是繼鬥祁、彭仲爽之後的著名令尹，前兩位見於史籍記載不多，但從子文的言行和政績看，可知楚國任命的令尹，應具有文武兼備的治國本事。
　　三、楚、齊爭戰與楚成王後來居上
　　楚文王時期，齊、楚已呈對峙之勢，但楚國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亂國，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齊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亂平、子文被任為令尹，楚國政局纔漸趨穩定。其間歷經十餘年，楚國無力外顧，社會經濟發展當亦受到影響。齊桓公則氣勢正盛，橫行中原，號稱“侯伯”。齊、楚對比，楚國暫時落後了。
　　楚成王、鬥子文執政後，面對齊桓公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們毫不氣餒，一方面立足於實際，巧與周旋，另一方面則捕捉時機，大膽進取，在與齊桓公的爭霸中，有聲有色，取得了重大的業績。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於齊國強大，楚國采取了尊周親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裏。”(《史記·楚世傢》。)楚國這一策略，不僅取得了與齊等華夏之國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國，開拓疆城。
　　鄭國地處中原腹地，是當時齊、楚爭奪的焦點。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鄭失敗後，楚成王、鬥子文於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連續攻鄭，鄭國招架不住，鄭文公已欲求和。鄭大夫孔叔以“齊方勤我，棄德不詳”(《左傳·僖公三年》。)為由反對，鄭纔繼續親齊。齊桓公為救鄭防楚，亦連續三次與中原各國會盟。齊、楚關係極其緊張。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齊桓公為遏製楚國北進，親率齊、魯、宋、陳、衛、鄭、許、曹等八國軍隊南下攻楚。他們打敗了楚的與國蔡國後，即揮師突入楚境。面對氣勢洶洶的八國軍隊，楚成王、鬥子文毫不懼怕，沉着應戰。楚成王先遣使至齊軍處，責問道：“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當管仲答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灑”和“昭王南徵而不復”為由時，楚使立即承認未進貢包茅之過，對周昭王南徵不復，則理直氣壯地予以駁斥：“君其問諸水濱。”齊桓公不聽，仍繼續進軍，駐於陘(陘山，楚國北塞，今河南漯河市東)(《左傳·僖公四年》。)。楚成王毫不示弱，亦率大軍迎戰，迫使齊等八國軍隊退駐召陵(今河南郾城東)(《史記·楚世傢》。）齊、楚雙方一方面在對峙，另一方面亦在尋找妥協的辦法。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齊等國軍隊駐處進行試探。齊桓公企圖壓服楚國，當屈完來時，即陳八國之軍，“與屈完乘而觀之”，並恐嚇道：“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剋?”屈完毫不畏懼，針鋒相對地答道：“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桓公權衡得失，衹得與屈完盟於召陵(《左傳·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是齊、楚雙方經武力對峙之後達成妥協的産物。楚成王、鬥子文在齊桓公親率的八國軍隊面前，沉着鎮定，文武兩手，以戰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軍事才幹。
　　召陵盟後，楚國繼續北上東進，與齊國爭霸。公元前655年(楚成王十七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首止(今河南睢縣東)，以定周太子之位，周惠王不滿，使周公宰孔召鄭文公，說：“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文公果然“逃其師而歸”(《左傳·僖公五年》)，不與盟。鬥子文乘隙舉兵滅弦(今河南息縣、潢川間)，弦君奔黃。弦，姬姓國，又是齊之姻親國，楚首先滅弦，是因為弦的姻親國江、黃原為楚之與國，齊桓公霸盛時，二國叛楚與齊結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同上）。故楚成王、鬥子文首先拔掉這顆眼中釘，以挫江、黃，打擊齊桓公。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齊桓公率齊、魯、宋等國軍隊攻打鄭國，圍鄭新城(今河南密縣東南)，以懲罰鄭之不盟首止與親楚行為。同年秋，楚成王親率軍北上攻圍齊之盟國許(今河南許昌)，救援鄭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圍許以救鄭”(《左傳·僖公六年》。)之舉。由於其他各國也出兵救許，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並未回到郢都，而是駐兵武城(今河南南陽市北)，觀察動靜。許僖公恐懼，在蔡穆侯帶領下，赴武城嚮楚成王請罪。《左傳·僖公六年》載：“許君面縛，銜璧，大夫衰[糹至]，士輿櫬。”《史記·楚世傢》則載：“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襢謝，乃釋之。”兩者記載雖略異，但楚成王北上圍許救鄭，聲勢浩大，諸侯震動，則是事實。面對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勢，齊桓公也就全力攻鄭，以阻止楚國北上。鄭在齊等中原國傢打擊下，衹得嚮齊請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三十五年)，齊桓公與諸侯盟於葵丘，鄭、許均被迫與盟。在此形勢下，楚成王並不急於與齊桓公正面爭奪，而是繼續東略，迂回打從，以削弱對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黃人不歸楚貢”(《左傳·僖公十一年》。)為由，攻打黃國(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滅黃。《𠔌梁》說：“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可見楚在滅黃的同時，又攻伐江國(今河南息縣西)。滅黃之後，又繼續東進，於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滅英(今安徽金寨東南)、六(今安徽六安東北)。至此，楚國勢力已推進到淮河中遊一帶。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二十七年，齊桓公四十一年)，楚成王以為徐國(徐戎所建，今江蘇泗洪南)親齊親中原諸國，即興兵討伐。齊桓公急忙會宋、魯、陳、衛、鄭、許、曹等國盟於牡丘(今山東聊城東北，當時屬齊地)，决定救徐。各國國君“次於匡(今河南睢縣西)以待之”(《左傳·僖公十五年》)，由魯大夫孟穆伯率各國軍隊前往救徐。《𠔌梁》說：“次，止也，有畏也。”可見，各國國君是被迫前來抗楚救徐的，自己卻不敢親臨前綫。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齊等國軍隊又攻打楚之與國厲(今湖北隨州東北)，企圖抄襲楚國後方，以解徐之圍。同年鼕，宋乘曹軍遠出，襲其國，楚於是乘機大舉進攻，敗徐於婁林(今安徽泗縣東北)。齊桓公以八國之衆不敵長驅直入之一楚，足見楚成王大膽果斷，齊桓公已不能與之匹敵。同年，齊管仲卒。此後兩年，齊桓公雖曾伐厲伐英，以“報婁林之役”(《左傳·僖公十七年》。)，企圖輓回在淮泗地區的敗勢，但已無濟於事。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齊桓公卒，齊國霸勢轉衰。
　　楚成王與齊桓公爭霸，歷時十餘年，結果楚國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觀上因管仲先死、齊桓公力竭，齊國已力不從心、明顯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則是楚成王、鬥子文審時度勢，謹慎謀劃、奮發進取的結果。楚、齊爭雄的歷程，充分地顯示了楚國後來居上、蓬勃發展的趨勢。
　　四、楚、宋泓水之戰與楚成王實霸中原
　　齊桓公卒後，無虧等五公子爭立，並互相攻伐，易牙等殺群吏，立無虧，太子昭奔宋。次年，即公元前642年(楚成王三十年)，宋襄公率曹、衛、邾等國軍隊平齊亂，太子昭得立，是為齊孝公。其時，齊國霸業驟然衰落，鄭文公立即朝覲楚國。楚成王很高興，竟把貴重的青銅賞賜給了鄭國(《左傳·僖公十八年》。）可見，齊桓公死後，楚成王威望很高，但宋襄公自恃定齊有功，企圖承襲齊桓公的霸主地位，這樣，宋與楚的直接衝突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宋，子姓，是周初商代貴族微子啓的封國。據有今豫東及蘇、魯、皖接壤地區，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它是我國歷史悠久的古國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宋襄公時，國勢正盛，亦具有一定的實力，故稱霸欲望甚熾。楚成王針對宋國和宋襄公這一特點，就註重籠絡人心，先挫其威，後削其力，恩威並舉。
　　公元前641年(楚成王三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齊亂剛定後，宋襄公急於稱霸，先執滕宣公嬰齊，繼而又會曹、邾、[曾阝]等國於曹南鄙(曹南鄙，範寧《𠔌梁》註：“曹南，曹之南鄙。”杜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緻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曾阝]君後至，宋襄公使邾君執而祭(人祭)於睢水之社。對這兩件事(執滕子與用[曾阝]子)，左師子魚評論說：“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左傳·僖公十九年》。)同年秋，曹不服宋，宋襄公又圍曹。宋襄公求霸心切，對周圍國傢濫施暴虐，弄得衆叛親離，人心喪荊同年鼕，陳穆公“以無忘齊桓之德”、“修桓公之好”同上)，邀請諸侯盟於齊。參加盟會的有陳、蔡、楚、鄭、魯等國(《春秋·僖公十九年》。）杜註：“地於齊，亦與盟。”這樣，與盟的共有六國，幾乎是當時中原主要國傢都參加了盟會。六國中，楚國實力最強，故真正主盟者是楚成王。會上各國在中原群竜無首的情況下，實際上承認了楚成王的霸主地位。
　　宋襄公不甘心失敗，第二年又“欲合諸侯”。魯人臧文種聞訊後，指出：“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左傳·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說，順從衆望，霸業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強迫他人順從自己欲望，則很難成功。一語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違背衆望之所為。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發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陽南)之盟。由於中原諸國已從楚，所以宋襄公“以求諸侯於楚”，楚成王佯許之，以觀動靜。這件事，已隱藏危機，公子目夷指出：“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同年秋，宋襄公得寸進尺，又會楚、陳、蔡、鄭、許、曹等國之君於盂(宋地，今河南睢縣境)。楚成王惱怒已極，“執辱宋公”(《史記·楚世傢》)，宋襄公威風掃地。楚成王隨即舉兵攻宋，敗宋師。鼕，楚成王盟魯、陳、蔡、鄭、許、曹等國之君於薄(即亳，宋地，今河南商丘北)，當衆釋放宋襄公，以示仁義。楚成王對宋襄公先執後釋，猶如掌上玩物，足見無論在政治或軍事方面，宋國均遠不及楚國。
　　但是，宋襄公“聾[目貴]”(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已極，在強楚面前不僅不立即罷手，反而在獲釋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聯合衛、許、滕等弱小國傢攻鄭，以討伐其從楚。鄭自齊桓公卒後，一直親楚，這年春，又朝楚。鄭、楚關係密切，伐鄭即與楚爭，故楚成王立即興兵攻宋以救鄭。這年鼕天，雙方在泓(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大戰。《史記·宋世傢》對這次戰爭的經過與結局記載如下：
　　(襄公)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鼕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師大敗，襄公傷服。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睏人於厄，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泓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戰爭。《春秋》、《左傳》、《公羊傳》、《𠔌梁傳》、《楚世傢》等均有記載。)
　　泓之戰，宋軍大敗，宋襄公本人也被射傷。第二年，宋襄公病傷而死，宋國從此也就退出了爭霸的歷史舞臺。宋襄公與楚成王爭霸時間不長，但其殘忍、偽善與虛弱的面目暴露無遺，與楚成王的睿智大度、求實進取的作風適成鮮明的對比。舊史稱宋襄公為“春秋五霸”之一實屬不符。楚成王即位後就與齊桓公爭雄，並步步進逼，後來居上。齊桓公卒後，楚成王實際上已稱霸中原。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圖代齊桓公而霸，與楚成王較量中，一敗再敗，毫無霸業可言。童書業一針見血指出：“所謂‘宋襄霸業’，實為楚成霸業。”(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泓之戰後，楚國進一步嚮中原挺進。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楚以陳親宋，楚成王命成得臣(子玉)討伐，取焦(今安徽亳縣)、夷(城父，亳縣東南)，築城於頓(今河南項城西)而還。子文以子玉攻陳有功，推薦他任令尹。第二年，宋成公初立，即“如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宋始從楚。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頓之君迫於陳攻而奔楚。令尹子玉率軍圍陳，陳從此從楚。次年，楚成王以夔國(芈姓，今湖北秭歸東)國君不祭祀祝融和鬻熊為由，遣子玉等率軍討伐，虜夔君歸，夔亡。楚國加強了對長江上遊地區的控製。楚成王因齊桓公早死，宋襄公繼而敗死，其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說苑·敬慎》)，成為勢盛一時的中國霸主。
　　五、晉國崛起與楚國城濮之敗
　　晉國，姬姓，是周初分封的古國之一，都唐(今山西翼城)。春秋初期，分裂內亂，後為麯沃武公所統一。晉武公在位二年即卒，其子晉獻公繼位。晉獻公遷都絳(今山西翼城東南)，並繼續吞併周圍的霍、魏、耿等十幾個小國，纔有今山西南部，並繼續嚮河西、河南地進攻，成為北方一新興強國。晉獻公為高度集權，盡殺群公子，又寵信驪姬，廢嫡立庶，釀成內亂，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外，先後到過狄(在狄處住了十二年)、衛、齊、魯、宋、鄭、楚、秦等國，均受到禮遇。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至楚時，楚成王待以諸侯之禮，重耳十分感動。楚成王問何以報答，重耳回答說：“若以君之靈，得返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闢居三捨。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右屬(盛箭之器)，以與君周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居楚數月，應秦之召入秦。第二年，在秦穆公的幫助下，回國立為國君，是為晉文公，是年六十二歲。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歷盡艱辛，深察民情，瞭解晉國內外情勢。隨從流亡人員有狐偃、趙衰、賈佗等，都具有政治、軍事才幹。這就為晉文公治國圖強，提供了有利條件。就在晉文公即位這一年，即公元前636年(楚成王三十六年)，周襄王被其弟太叔帶與狄人趕走，周襄王告難於晉、秦等國，晉文公立即抓住這一機會，出兵迎回周襄王，並處死太叔帶。周襄王感激，賞地八邑，於是晉拓疆至南陽(太行山南、黃河北)，晉文公獲得“尊王攘夷”的政治資本。
　　晉國的崛起，一些中原國傢又轉而從晉，晉國影響迅速擴大。如原從楚已達三年的宋，“叛楚即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秦本來有德於晉文公，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晉兩國聯合伐(今河南淅川西，稱下，楚之與國)，直接挑起與楚的衝突。其時，齊、魯發生爭端，魯先嚮晉乞師，繼而又嚮楚乞師，以攻伐齊、宋。在中原國傢心目中，楚、晉兩強，都是自己依靠的對象。晉文公要稱霸，楚成王要鞏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晉、楚之爭，一觸即發。
　　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楚成王派令尹子玉、司馬子西領兵攻宋圍緡(宋邑，今山東金鄉東北)，又出兵與魯國軍隊聯合攻齊，取𠔌(齊邑，今山東東阿)，把齊桓公之子雍安置在此，以申公叔侯留戍。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大夫。楚成王於是加強了對齊魯之地的控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楚成王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宋的進攻力量，又聯合陳、蔡、鄭、許諸國之軍，共同出擊，楚等各國還與魯國國君“盟於宋”(《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在此同時，楚成王又遣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宋已成為楚、晉爭奪的焦點。
　　面對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勢，晉國君臣亦緊急商議，采取對策。據《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當宋嚮晉告急時，先軫認為：報施救患，取威完霸，在此一舉。狐偃建議：先攻曹、衛(即不與楚正面交鋒)，楚軍必來救援，宋、齊必然無事。晉文公於是閱兵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以[𠔌阝]𠔌將中軍，[𠔌阝]溱佐之；以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此從《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史記·晉世傢》則說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以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次年，即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晉文公五年)，晉文公親統大軍攻伐曹、衛，取衛五鹿(今河南濮陽南)，入曹，執曹共公，企圖逼楚軍撤宋圍北上。這時，形勢驟變，晉、齊兩國國君盟於盂(衛地，今河南濮陽東南)，衛國國君請求與晉結盟，晉不許，於是衛國國人驅逐其君而取悅於晉。魯亦背楚附晉。晉又賄賂齊、秦，孤立楚國。
　　楚成王迫於上述不利形勢，退居於申，命申公叔侯自𠔌撤軍，命子玉解宋圍。子玉不肯，請求出戰，楚成王惱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宣公十二年》謂楚“其軍之戎，分為二廣”，故西廣為二廣之一。東宮，即太子之宮甲。六卒，杜註：一卒為百人，六卒則六百人。楊伯峻《春秋左傳註》引江永《群經補義》，以一卒三十乘，六卒一百八十乘。）這樣，子玉除原率圍宋之軍隊外，楚成王又另增派了少量軍隊。子玉很老練，並不輕易撤宋圍北上進攻，而是派大夫宛春對晉文公說：衹要晉“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顯然，這是子玉以楚之“三施”逼晉受“三怨”的策略，以達到“一言而定三國”的目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但晉文公爭霸决心已定，故采取了先軫的建議，一方面拘留宛春，另一方面又私許復曹、衛，使曹、衛與楚絶好。子玉的計謀落空了，大怒，即率軍進攻晉軍。
　　晉文公早就作了精心的部署，戰鬥開始後，“退三捨(一捨三十裏，三捨九十裏)避之”，避開楚軍鋒芒，至於城濮(衛地，今山東鄄城西南)，造成“君退、臣犯，麯在彼”之勢，然後以胥臣所率下軍擊潰楚右師陳、蔡之軍，原軫、[𠔌阝]溱領中軍伏擊楚之中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楚之左軍，左軍潰。至此，楚軍敗，“晉師三日館、𠔌”而還。子玉及時收兵，故其親率的中軍不敗。子玉敗歸，楚成王逼迫其自殺(城濮之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史記·晉世傢》等均有詳細記載。）城濮之戰，是關係中原全局的戰爭，也是晉文公與楚成王爭霸的一次决定性戰役。戰後，晉文公大會諸侯於踐土(鄭地，今河南原陽西南)，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楚成王功虧一簣，未獲霸主美名。儘管如此，楚國戰後實力仍強，楚成王實際上仍為大國強國之君。童書業說：“……(楚國)不特莊王為霸主，成王亦為霸主也。是時微晉人大挫楚鋒，楚將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歷史之形勢必大變矣。”(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楚國城濮之敗，歷來怪罪子玉，說子玉“剛而無禮”(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不聽楚成王勸止，驕傲輕敵(《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楚成王曾以《軍志》語：“允當則歸”、“知難而退”等勸阻子玉。又載，子玉臨陣前曾說：“今日必無晉矣。”這些都是指責子玉驕傲輕敵的根據)，終導致失敗。子玉“一言而定三國”落空，對晉文公的作戰决心始料不及，臨戰前對敵我雙方形勢認識不足，以致指揮失誤，這點子玉是有責任的。但城濮敗北，真正根子在楚成王本人。因為圍宋抗晉立霸是楚成王親自製定的方針，為實現這一方針，他令子玉伐宋圍緡，並聯合陳、蔡、鄭等國圍宋，又盟於宋，以協調對晉的鬥爭策略。接着又令子文、子玉分別治兵備戰。子玉是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這一方針策略的。但在形勢變化時，楚成王從前綫退下來，“入居於申”(楚方城內)。當子玉請戰時，又調遣軍隊支援，這明明是自己退居後方，讓子玉去前綫指揮作戰。可見楚成王的進攻部署是明確的，退卻部署則是混亂的，這不能不是最高統帥的失誤。子玉見左右師失利，所率中軍立即收兵，保住了主力，亦不失為大將的明智。子玉死後，晉文公很高興，說：“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史記·晉世傢》。)城濮之敗、子玉之死，無疑是楚成王爭霸道路上的嚴重挫折與損失。
　　踐土之盟，晉文公霸業達到頂峰。會後，晉等國圍許攻鄭，以打擊楚之與國。鄭不久嚮晉請和。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晉文公九年)，楚成王遣大夫鬥章赴晉請和，晉文公亦遣大夫陽處父至楚回報，“晉、楚始通”(《左傳·僖公三十二年》。）雙方均取友好態度，標志着晉文公與楚成王爭霸的結束。這一年，晉文公卒，子立，是為晉襄公。
　　公元前627年(楚成王四十五年)，晉襄公以許附楚，派陽處父領軍與鄭、陳聯合攻伐。楚令尹子上即率軍北擊晉之盟國陳、蔡。陳、蔡從楚，子上又攻鄭，陽處父即侵蔡救鄭。子上救蔡，與晉軍夾[氵氐]水(今河南魯山西南)而對峙。雙方皆無意决戰，晉軍歸，楚軍亦歸。楚成王子商臣譖子上受晉賂，楚成王殺子上。第二年，楚成王死，楚、晉形勢都發生了新的變化。
　　六、楚穆王繼續北上爭霸
　　據《史記·楚世傢》載，楚成王原立商臣為太子時，曾徵求過令尹子上意見。子上說：“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楚成王不聽，仍立為太子。商臣對子上懷恨在心，[氵氐]水退軍，乘機譖子上，以致楚成王錯殺子上。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楚成王又想廢商臣，改立王子職為太子，商臣與其師潘崇謀，以太子甲兵圍攻楚成王，楚成王要求食熊蹯(熊掌)而死，企圖拖延時間，等待外援。商臣不允，楚成王被迫自縊死。商臣即位，是為楚穆王(前625-614年)。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國內形勢基本穩定，特別在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楚穆王鎮壓了企圖謀殺自己的楚大夫鬥宜申(子西)與仲歸(子傢)後，統治更加穩定。此時，各國形勢則發生了新的變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晉襄公卒，晉卿爭立新君，相互攻殺，第二年，晉襄公之子繼位，是為晉靈公。晉靈公年幼，無志圖霸，實力已不如前。河西之秦已漸崛起，秦穆公亦力圖插足中原。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晉文公卒，秦穆公即命孟明視等襲鄭，次年滅滑(姬姓，今河南偃師東南)而還。晉與薑戎在[餚殳](山名，今河南靈洛、靈寶間)截擊秦軍，秦全軍復沒。秦原有恩於晉，從此則世為仇敵，相互攻伐不止。楚、秦則利害相同，結為姻親之國。據秦《詛楚文》載：“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兩邦相壹。絆以婚姻，[艹/絶]以齋盟。”楚成王與秦穆公建立的兩國友好關係，有助於楚國的繼續爭霸。齊國自齊桓公死後，國勢不盛，對楚國擴張，不形成障礙。楚穆王就是在這種有利的國內外形勢下，繼續嚮北、嚮東進取的。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初，晉聯合宋、魯、陳、衛、鄭等攻打楚之與國瀋(今安徽瀋丘東南)，瀋潰。四月，秦軍渡河攻晉，至[餚殳]，埋葬[餚殳]之役秦軍屍骨而還。秋，楚軍出動攻圍江國(嬴姓，今河南息縣西南)，晉亦即舉兵攻楚救江。第二年，秦又攻晉，楚乘機滅江。江既是晉的盟國，又是秦的同姓國，楚穆王乘秦、晉交戰之機，迅速攻滅，顯示了楚穆王的機智與果斷。
　　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軍攻打從楚之[若阝](下[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未予理會，不久，讓君南遷建新都，史稱上(今湖北宜城東南)。楚國西境息寧，即移兵東嚮，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子)、仲歸(子傢)率軍滅“叛楚即東夷”(《左傳·文公五年》。)的六(偃氏，今安徽六安北)。鼕，楚公子燮又率軍滅蓼(姬姓，今河南固始東北)。
　　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晉襄公相繼卒，晉又爭立新君，秦、晉交戰不斷，第二年，晉趙盾(大夫，主持國政)與齊、宋、衛、陳、鄭、許、曹之君會盟於扈(鄭地，今河南原陽西)，開始由大夫主盟諸侯。這種形勢對楚國北進是極為有利的，楚國有識之士已敏銳地觀察到這點。如《左傳·文公九年》載，楚大夫範山就及時地對楚穆王說：“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春，楚穆王聽從了這一意見，即揮師北上，駐於狼淵(鄭地，今河南許昌西)，攻打鄭國，囚禁了鄭公子堅、公子竜和樂耳。鄭國被迫與楚國和。待晉國來救，楚軍已還。夏，楚國又攻打陳國，以懲罰陳之附晉，占領了陳的壺丘(今河南新蔡東南)。秋，楚息公子朱自東夷伐陳，為陳所敗，公子筏被俘。陳以小勝大，反而懼怕而請和。鼕，楚穆王遣越椒訪問魯國，以示親善。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夏，楚穆王殺鬥宜西、仲歸，消除了內患，於這年鼕，會陳、鄭、蔡等國國君駐軍於厥貉(今河南項城境)，策劃攻打宋國。宋昭公被迫請求歸服，並親自引導楚穆王狩獵於孟諸(今河南商丘東北)(《左傳·文公十年》謂宋昭公“遂道以田孟諸”。）宋、鄭、陳等中原國傢轉而附楚。麇(今湖北西北部)君本從楚伐宋，中途卻逃歸，楚穆王於次年即興兵伐麇，敗麇軍於防渚(今湖北房縣)，兵鋒直抵錫穴(麇都，今陝西白河東南)。
　　厥貉之會和“田孟諸”，是楚國城濮敗北後霸業復盛的表現，說明楚國仍是左右中原局勢的主要強國。
　　公元前615年(楚穆王十一年)，群舒(偃姓，包括舒鳩、舒蓼、舒庸、舒鮑等部)叛楚，令尹成嘉(子孔)率軍鎮壓，執舒君，進而攻打巢國，楚國勢力進一步嚮江淮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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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敘言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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