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 第三講 德行      錢穆 Qian Mu

  一  上面我們已講過了兩次,一次講的是“道理”,一次講的是“性命”。道理是從外面講,性命是從內部講。  若我們嚮外面看世界,可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看成為一個“道的世界”,一是看成為一個“理的世界”。道的世界是正在創造的,理的世界是早有規定的。實際世界則衹是一個,我們可稱之為“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道的世界是活動的,但其活動有範圍,有規定。理的世界是固定的,但在其固定中,仍容有多量活動之餘地。  我們講道理,主要是講一種宇宙觀。講性命,則主要在講人生觀。  人生也可分兩部分來看,一部分是性,人性則是嚮前的,動進的,有所要求,有所創闢的。一部分是命,命則是前定的,即就人性之何以要嚮前動進,及其何所要求,何所創闢言,這都是前定的。惟其人性有其前定的部分,所以人性共通相似,不分人與我。但在共通相似中,仍可有各別之不同。那些不同,無論在內在外,都屬命。所以人生雖有許多可能,而可能終有限。人生雖可無限動進,而動進終必有軌轍。  上面兩講,一屬宇宙論範圍,一屬人生論範圍,大義略如此,但所講均屬抽象方面。此下試再具體落實講,將仍分為兩部分。第三講的題目為“德行”,此一講承接第二講,為人生界具體落實示例。第四講的題目為“氣運”,承接第一講,為宇宙自然界作具體落實之說明。
    二  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有一極大不同點。西方有所謂哲學家,但中國則一嚮無哲學家之稱。西方有所謂思想傢,但中國也一嚮無思想傢之稱。若我們說,孔子是一個哲學家,或說是一個思想傢,在我們終覺有些不合適。這一點心理.我們不該忽略與輕視,因在此上,正是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一絶大不同之所在。  我們中國人,一嚮不大喜歡說:某人的哲學理論如何好,或某人的思想體係如何好,卻總喜歡說某人的德行如何好。這一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思想裏,重德行,更勝於重思想與理論。換言之,在中國人心裏,似乎認為德行在人生中之意義與價值,更勝過於其思想與理論。這一層意見之本身,即是一思想。它的理由何在?根據何在呢?這值得我們來闡述,來發揮。  我們也可說,上一講“性命”,是講人生原理。這一講“德行”,是講人生實踐。但“德行”兩字,也該分開講。讓我們先講“德”,再次講到“行”。
    三  德是什麽呢?中國古書訓沽都說:“德,得也。”得之謂德,得些什麽呢?後漢朱穆說:“得其天性謂之德。”郭象也說:(《論語皇侃義疏》引)“德者,得其性者也。”所以中國人常說德性,因為德,正指是得其性。唐韓愈《原道篇》裏說:“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衹有人的天性,自己具足,不待再求之於外,而且也無可求之於外的。但如何是所謂得其天性呢?讓我們再逐一細加分說。  原來人生是得不到什麽的,是到頭一無所得的,也可說人生到頭一場空。死了,能帶些什麽而去呢?人生必有死,所以說到頭一場空。且莫說死,在其生時,我們又能得到些什麽呢?仔細講來,還是無所得。就常情說,人生總該有所得,讓我們且分幾方面來講。一是得之於當世。上面我們已講過,人生即代表着許多欲望,如目欲視,耳欲聽,人身上每一器官,即代表一欲望,或不止代表一欲望。如人的口,既要吃,又要講話,至少代表了兩欲望。人身是欲望之大集合,滿身都是欲望。欲望總想能滿足,可是某一欲望之滿足,同時即是某一欲望之消失。因此一切享受皆非得,如吃東西,又要吃美味的東西,但衹在舌尖上存留不到一秒鐘,咽下三寸喉頭便完了。食欲味覺是如此,其他欲望又何嘗不然呢?立刻滿足,即立刻消失了。孟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類要保持生命,有兩大條件,即飲食與男女。因此飲食男女成為人生基本兩大欲。我們誠該有飲食,誠該有男女。但如色欲,又能得到什麽呢?豈不仍是同時滿足,也即同時消失了麽?  人生在世,總想獲得財富,但財富是身外之物。若說憑於財富,可以滿足其他欲望,則一切欲望既是在滿足時即消失了,那不還是到頭總是一無所得嗎?權力更是間接的,地位又是間接的,名譽仍然是間接的。人有了權,有了位、有了名,可以有財富,有享受。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那是在另一意義上講的話。若就名譽本身論,寂寞身後事,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在已死者本身論,同樣是寂寞,豈不是絲毫聲音也進不到他耳朵裏了嗎?若說建立功業,功業在滿足其他多數人欲望,在建功立業者本身,至多因建功業而獲得了財富權力地位與名譽,如上所分析,他又竟何所得呢?而大多數人欲望之滿足,豈不還是在獲得之同時又消失了?所以人世間一切功業仍還是一個空。佛教東來,即深細地發揮了此一義,佛學常語稱之為“畢竟空”。人生一定會落到畢竟空,而且人生自始至終,全落在畢竟空的境界裏,這是誰也不能否認,誰也沒有辦法的。佛傢教人真切認識此境界,然後能安住在此境界中,這即是佛傢所謂涅槃境界了。其實涅槃境界,還是一無所得,還是畢竟空。衹是人不瞭解,硬要在此畢竟空的境界裏求所得,硬想滿足自己一切欲望,這便形成了人生種種愚昧與罪惡。  佛傢在此一方面的理論,實是大無畏的,積極的,勇往直前的。他看到了,他毫不掩飾隱藏,如實地指出來。耶教又何嘗不然呢?耶教教理說人生原始是與罪惡俱來的,要人信耶穌,求贖罪,死後靈魂可以進天堂。天堂縱或與涅粱有不同。但此眼前的現實人生,豈不也如佛教般認為是畢竟無可留戀嗎?耶穌上了十字架,是不是他得了些苦痛呢?是不是他得了一個死刑呢?那些畢竟是一個空。苦痛也罷,死刑也罷,過了即完了,而且是當下即過,當下即完的。因此這些都不足計較。大凡宗教傢看人生,無論古今中外,怕都是一色這樣的。  為何中國人不能自創一宗教?為何宗教在中國社會,終不能盛大風行呢?為何一切宗教教理,不能深人中國人心中呢?正為中國人看人生,卻認為人生終是有所得。就普通俗情看,說中國人是一種現實主義者,但深一層講卻並不然。中國人心中之所認為人生可以有所得,也不是指如上述的一切現實言。而中國人心中則另有一事物,認其可為人生之所得。這一事物,也可說它是現實,也可說它非現實。讓我再進一步來申說。
    四  中國人認為人生終可有所得,但此所得,並不指生命言。因生命必有終了,人生終了必然有一死,因此生命不能認為是所得。至於附隨於此生命之一切,更不能算是有所得。此一層,中國古人也看到,衹沒有如其他宗教傢般徹底盡情來描述它。因在中國人心中,認為在此生命過程中,人生還可有所得,而求其有得則必憑仗於生命。因此中國人對生命極重視,乃至附屬於生命之一切,中國人也並不太輕視。孟子說:“食色性也。”飲食男女既為人生所必需,並可說此人生本質中一部分。因此在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內,既包括有食與色。孟子說性善,連食色也同是善,此乃人生之大欲,人生離不開此兩事。食色應還它個食色,不該太輕視。孟子又說:“可欲之謂善”,食色是人生中可以要得的兩件事,而且是必需要的兩件事,因此也是可欲的,哪能說它不是善?但人生不能盡於食色而止,食色之外,更有較大的意義與價值該追求。人生欲望有些要得,有些要不得。餓了想吃,是應該的,是可欲的。但若專在吃上着想,求精求美,山珍海味,適成為孟子所說的飲食之人,好像人一生來衹專為的是吃,那就要不得。  我們既說是要得的,我們便該確實求有得。如餓了想吃便該吃,而且須真個一咽了,進到胃裏消化着,這纔是真有所得了。故孟子又說:“有諸已之謂信。”信是說真的了。真有這一會事,真為我所得。如在我面前這一杯水,我須拿到手,喝進口裏,真的解了我之渴,這纔是有諸已之謂信。畫餅充饑,望梅止渴,既非真有諸已,更不是信。  孟子又接着說:“充實之謂美。”譬如吃,若餓了,吃得一口兩口,譬如飲,若渴了,喝得一滴兩滴,不解我饑渴,那還不算數。人生凡遇要得的便該要,而且要真有得,又該得到個相當的分量。如見一塊羊肉,那不算,須能真吃到那羊肉。而且衹吃到一絲一片,嘗不到羊肉味,仍不算。必須成塊吃,吃一飽,我們纔說這羊肉味真美。美是美在其分量之充實上。如路見美女,瞥一眼,覺她美,便想和她能說幾句話,成相識。相識了,又想常交往,成朋友。友誼日深,又想和她能結合為夫婦。結合成夫婦了,又想能百年偕老。甚至死了,還想同葬一穴,永不分離。這纔是美滿。常俗所言美滿,即是孟子所謂之充實,此乃圓滿具足義。故不滿不充實者即不美。  諸位或許會生疑問,孟子所講,乃指德性言,不指食色言。然當知食色亦屬於德性。德性有大小,有深淺,然不能說食色非德性。中國古人講人生,特點正在如是般淺近.不僅是大傢懂,而且大傢正都在如此做。由此基點,再逐步推到高深處。因此其所說,可成為人生顛撲不破的真理。宗教傢講靈魂,講上帝,講天堂,講西方極樂世界,講涅槃,這些在真實人生中,並不曾實現,並不能實有諸己,更如何去求充實。凡各派宗教所講,衹要確能在真實人生中兌現者,中國人則無不樂於接受。但遇不能證明,不能兌現處。中國人便不肯輕信。宗教必需得信仰,但都是信其在我之外者。而中國人則求其能真實在我之內,真實有之己,纔說是可信。因此中國人講人生真理,不大喜歡講信仰,而最喜講體驗。體驗是實有之己,當下可證可驗。要不信而不可得。然後再在這些可證可驗的事物上求充實,求滿足,求推擴,求進步。  充實之不已,便會發生出光輝。如電力充實了,那電燈泡便發光。人生發出光輝來,嚮外照射,這光輝超越了他自己,可以照得很遠,把他的生活圈放大了,這纔叫做大。故孟子又接着說:“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生到了大的境界,便會對內對外發生多樣的變化來。讓我再作些淺譬,如一人,飲食充盈,肌膚潤澤,便見容光煥發,那即是身體內部充實而發有光輝了。又如一傢和睦,夫婦好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傢業隆起,博人涎羨,那即是此一傢內部充實而發有光輝了。當然,上引孟子所指,並不在飲食上,不在男女上。孟子所指則指人之德性言。人能在德性上發出光輝,纔始是大人。但德性並不是神奇事,人人具有,人人生活中皆具見有德性。我們不妨先從淺處說。當知愈淺便愈真,人生真義卻正在那些淺處。  大了才能有變化。孟子又接着說:“大而化之之謂聖。”此所謂化,不論內部與外部,因其光彩燭照,可以隨意所之,發生種種的變化。這是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到達了最高的境界,那便是聖人了。既是大而到了能化的境界,化則不可前知。因此孟子又說:“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所謂神,並不是超出了人生界,到另一世界去。其實則仍衹是一個人,仍在此人世界,衹是人到了聖的境界,而不可前知了,我們便說他是神。這是人而神,所以中國人常愛說神聖。
    五  讓我把孟子這番話,再重複說一遍。人生到這世界來,一張眼,五光十色,斑駁迷離,我們該首先懂得什麽要得,什麽要不得。其次,要得的便要,要不得的便不要。第三,要得的便該要得充足無缺陷。第四,要得充分圓滿具足,到那時便能大,便能有變化。如何說充實具足便能大,便能有變化呢?譬如山高了,便生雲氣。水深了,便起波瀾。人生墜地,赤裸裸,一切欠缺.盡嚮外求充實。最先是飲食,其次是男女。當他永遠在嚮外尋覓一些來補充自己赤裸裸一身之所缺,那他的人生永遠限於一個身。人生衹是身生,又和禽生獸生有何分別呢?但到他成人了,成傢了,生男育女了,那不僅是嚮外有所取,而且是嚮外有所與,他的人生已不限於身生,他的生活圈放大了。他的滿身精力已化為光彩,嚮外發射了。所以他以前是一個小人,此後則成為一大人了。小人指其生活在小圈子而言。小圈子的生活,我們稱之為身生。大人指其生活在大圈子而言。大圈子的生活,我們稱之為人生。小人生活,則專想把外面一切來充實其身生。大人生活,則把身來供獻與人社會。把身來供獻給人社會,遂於此見德性,於此發光輝。如是,則大傢把他的生命光彩放射到外面去,在人社會中交光互映,自然會生出種種的變化。  人生若能照此指嚮,不走入歧途、人人能在充實的生命中,發越出光彩。光彩愈放愈大,衹要他光彩所到,那裏便化成為光明。在他個人,是一個大人,是一個聖人,而更進則像是一神人了。若使人人如此,便見人生之偉大,便達人生之聖境,也可希望人生之神化了。到那時,人世界已不啻是夭堂,是極樂世界,是神仙下凡。既是人皆可以為堯舜,便是人皆可以成神。衹由人生實踐,一步一步達到了近是神,這豈不是人生還是終極有得嗎?衹是其所得則决不在生命外,而在由於其生命過程中所完成的德性上。
    六  上一講已說過,天賦人以性,因有此性始成其為人,亦始成其為我。由性始有德,故中國人常連稱德性。如人有孝性,便有孝德。人有至善之性,便有至善之德。德又稱品德,品有分類義,又有分等義。人雖同具善性,但個性不同,善可以有許多類之善。人之完成善,又可有許多等級。聖人則是至善而為人中之最高等級者。  天既賦我以善性,因此我之成德,乃得於己之內,得於我之所固有,而非嚮外求之而得者。惟其是得於己之內,故要得則必可得。所以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說:“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時代環境,儘管有甚多的差別,但處此時代與環境者,則總是一個我,總是一個己。我總是嚮自己求,則一切時代環境外面變化,可以全不成問題。  但求而得之的究是什麽呢?所謂自得,不僅是自己得之,同時是得了他一個自己,即得了一個我。試問若得了其他一切,而失了我,那樣之得,又有什麽意義呢?若我得了財産,我成為一富人。一旦破産了,我又成為一貧人。但貧富雖不同,我仍是我,於我則無所失。若我處安樂,我成為一安樂人,一旦陷入患難,我又成為一患難人。安樂與患難雖不同,我仍是一我,我仍無所失。但試問,所謂我者又究是什麽呢?你若說,我是一富人,這不可靠。因你或許一旦會變成一窮人。你若定說你是一富人,一旦窮了,這不是失掉了你了嗎?縱使不變窮,死了,財帛珠寶,帶不進棺材,你仍是失掉了你。當知人之生,天賦以人之性,因其具有了人性,始成其為人,不能說有了財富安樂,始成其為人。於人之中有我,因我在人性中,又有我自己之個性,纔始成為我,不是有了財富而始成為我。但個性又指什麽而言呢?如舜是一大孝人,周公亦是一大孝人,孝是一種德性。舜與周公完成此德性,所以舜與周公是孝子。孝子是人生中一品目,一樣色,舜與周公則確然成為一個有品有樣子的人。但舜與周公,一處貧賤,一處富貴,一處安樂,一處患難,時與境絶不同,可見時境與人生實無大關係。  我要孝,我便能得孝,孝是率性,同時是立命。因我要得便可得,故說是立命。而且孝出乎人之天性,我要孝,則衹是要孝,孝之外無他求。因此行孝乃當下而即是,現前而具足,報應即刻兌現,所謂心安而理得。如是則孝之德,乃是一種大自由與大自在。此種自由自在,中國人又稱之為福。故又稱“自求多福”,又常福德兼言。當知衹有有德人,纔始是有福人。  中國人又常重德不重纔。因德乃求之己而無不得,因此重德便走嚮安與平。纔則求之外而不必得,因此,重纔可以走嚮危與不平,即亂。重德便有福了,太平了。重纔便各嚮外面去求得,纔盡大,他的生活圈,卻可反成小,因此小人也可有纔,卻不能說他可有德。  或許人會說,舜與周公死了,豈不那孝行也完了嗎?當知舜與周公雖死,但他們生前,由於他們之孝行而發越出光輝.此種光輝則常存天地間人世間。所謂光輝,須得映照進別人心裏,再反射出來,始成是光輝。富人照耀人眼者,是他的財富。財富失去,他便暗然無色了。而且,財富决不是生命,孝行則是生命本身真實的表現。所以獲得財富,並非獲得了生命。質言之,彼乃以生命去換得了財富。舜與周公,則以孝行獲得其生命之充實。  人或許會間,若說孝獲得了生命之充實,不孝與貪財,豈不同樣也獲得了生命之充實嗎?但人誰肯自認為不孝與貪財呢?當知不孝與貪財是惡德。所以說是惡德者,因人若不孝與貪財,必深自掩藏,不肯坦白自承認。世盡多不孝與貪財人,但相互間,並不相崇敬。但孝子與疏財仗義人,不僅彼此知相慕敬,即異世人亦慕敬之不衰。世間衹聞有孝子感化了不孝子,有疏財仗義人感化了貪財者,絶不聞有不孝子感化了孝子,有貪財人感化了疏財仗義人。此因孝與疏財仗義,乃人類之公心,即人之性。故人心凡具此德,便易聲氣相通,風義相感召,故稱這樣的人為大人,說他有光輝,能照耀,能把人世間黑暗也化為光明。至於如不孝與貪財,此乃出自各人個別之私心,即人之欲。既是私心各別,故聲氣不相通,無所謂風義感召。這樣的人,老封閉在自己私心私欲的小圈子內,衹稱是小人。他沒有光輝照耀到外面,外面光輝也照耀不透他的心。在他生時,已是漆黑一團,與外面人生大圈隔絶不通氣。他死了即休,哪能說他也獲得了生命之充實?  衹有具公心公德的人,纔是充實了生命,纔可供給別人作榜樣,我們稱他是一個像樣人,即有品有德人。衹要有人類生存,衹要那人生大圈存在,那些像樣人,有品有德人,永遠把他那樣子即品德留在人心與人世間。讓我舉近代人作一例,如孫中山先生,他也處過貧踐,也處過富貴,又處過患難,又處過夷狄,但孫中山畢竟完成了一個孫中山,他已完成了一個大人樣子。因他有品有德。今試問,孫中山先生畢生究竟獲得了些什麽呢?若說他留了名,則寂寞身後事,苟非有得,則身後之名又何足貴。若論他功業,他手創中華民國。他自己臨死也曾說:“革命尚未成功”,這也不算有所得。然則他究竟得了些什麽呢?我們衹能說,孫中山先生成了品,成了德,即成了他那一個人。他那一個人,已投進了人生大圈了。因此他有福了。袁世凱死而有知,必然在侮恨,但孫中山先生則無所悔恨呀!  何謂人生大圈,此語像甚抽象,但卻甚具體,甚真實。凡屬人生小圈中事,當知皆虛幻不實,當下即成空。一切宗教傢,都會指點你認識當下即空的那一套。如說安樂,你可當下否認,安樂何在呢?你這一想,當下安樂即成空。如說貧賤,你仍可當下否認,貧賤何在呢?你這一想,當下貧賤即成空。其他成功失敗,一切具如是。凡屬小圈人生,具可如是當下否定了。但在人生大圈子裏,卻有絶不能否定的。如說孝,在我心中真實覺得有此一番孝,在別人心裏,也會真實覺得我有此一番孝,那孝便成了品,成了德,無可否認。人生中衹有無可否認的,我們纔該盡力完成它。也衹有無可否認的,纔是最易完成的,纔是人生之確然有得的。  我們再具體說,人生過程,衹是要做人,從頭到尾,人生衹是盡人事,要做人。但做人不能做一抽象人,須做一具體人。若求做一具體人,則必須做成一自己,即我。我之為我,則在我之品德上。孟子說:“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他能做一人,我亦能做一人。抽象說,同是一人。具體說,彼是彼,我是我,其間有不同。做人則該做到盡頭處。做人做到盡頭,還衹是在品德上。此即孟子所謂的盡性。盡性便可稱完人,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而歸之者是完人,完人也即是聖人了。聖人無他異,衹是做成了一個人,即自己,即我。即在我之品德上,確然完成了一人樣子。
    七  讓我再舉孟子書中三聖人作例。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三人,同樣是聖人,因其同樣做人做到了盡頭,同樣有他們各別的個性。三人個性各不同,而其各自完成了一個人樣子則同。立德從外面講,從人生大圈講,是在創造一人樣子。用今語說,是在建立一個人格標準。若我們處在黑暗世,混亂世,污濁世,我們豈不盼望有一人,肯挺身出頭來擔責任,積極奮鬥,多替那世界做些事。伊尹便是那樣子的人,而他又能做到盡頭處,所以說他是聖之任。在黑暗世,混亂世,污濁世,我們也盼望有人能幹淨,潔白,皎然出塵,污泥不染,獨保其光明。伯夷便是那樣子的人,而他也做到了他的盡頭處,所以說他是聖之清。在同樣世界裏,我們同樣又盼望有一人,能和平應物,與世無爭,對人無隔閡,無分別相,到處不得罪人,而同時又成全了他自己,絲毫無損害。柳下惠便是那樣子的人,而柳下惠也做到了柳下惠之盡頭處,所以說他是聖之和。今不論是任是清抑是和,在這黑暗混亂污濁的世俗裏,一人如此,便救得這一人。人人如此,便救得這世界。他們三人,已做成了異乎人人所能,而又同乎人人所求的三種做人的榜樣,即三個偉大的人格來。而且要在此黑暗世混亂世污濁世救己而救人,也逃不出此三榜樣。所以說此三聖人者,皆可以為百世師。他們是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行大道於天下。今天的我們,一切罪惡苦痛,正為缺少了一批能任能清能和的人。我們正該師法伊尹伯夷與柳下惠,來完成我們自己,來救回這世界。此三人則成了三種品,三個格。此下如孟子近似伊尹,莊周近似伯夷,老子近似柳下惠。一切大人物,大概不離此三格。若求更高出的,便衹有孔子。孔子乃聖之時者,他能時而任,時而清,時而和,他可以變化不測,樣樣都像樣,所以孔子人格不僅是大而化,又是化而不可知,這真是近乎若神了。  說到這裏,我們便可明白春秋時叔孫豹所謂人生之三不朽。不朽,即如今宗教傢所講的永生。惟宗教上之永生指死後之靈魂言,中國人所謂不朽,乃指人生前之德性與功業及其思想與教訓言。但此三不朽,主要還在德性上。德性是以身教,以生命教。他做出一人樣子,好讓後人取法,為百世師表。試問世上功業哪有比此更大的?又哪有其他言論教訓,比此更親切,更真實的?而在他本身,衹完成了他自己,此所謂成己而成物。如有人,獲得財富一百萬,不僅他自己成了一富翁,而此一百萬財富,可以盡人取用,歷百千萬年,盡人取用他此一百萬,盡人成了富翁,而他依然保留得此一百萬,分文也不少,那不是神是什麽呢?若有這樣人,又哪能說人生到頭一場空,無所得,一死便完了呢?  說到這裏,人生一切皆空,惟有立德是不空。立功立言如畫竜點睛,還須歸宿到立德。德是人生惟一可能的有所得,既是得之己,還能得於人。中國人俗話說,祖宗積德,可以傳子孫。我們當知,人類文化演進,究竟也不過是多添一些人樣子,多創造出一些理想人,多教人可以走上確有所得的人生之大道。那些事便全是前人積德。德積厚了,人人有德,那時的人世界,便成了神世界。  以上這樣的想法,真是中國人所獨有的人生觀,也可說是中國人所獨創的一種宗教,我們則該稱之為人文教。亦可說是一種德性教。我們若把中國人此一觀點來衡量世界其他各宗教,耶穌亦是一有德者,釋迦亦是一有德者,中國人稱高僧為大德。若衹就其有德言,則一切宗教,全可不再有此疆彼界之劃分。因此在中國思想之德的觀念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固然是傳統相承,諸聖同德。即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又何嘗不是諸聖同德呢?此諸聖,在人文大圈內,則一齊融化了。各有品,各有德,集此各品各德,放大光輝,此之謂人文,此之謂文化。人生所得,便是得了此文化。得了此人文之大化。而其基礎,則在各人所得之一品一德上。
    八  以上述說了中國人關於德的觀念之大義竟。但我以上所述,多引用了孟子話,因關於此一面,孟子的話,幾乎可以代表中國儒傢全部的意見。其實道傢也極重德,莊老書中德字,較之《論語》《孟子》更多了。而且《莊子》書中也提出許多關於理想人的話,惟莊子不喜稱聖人,故改稱至人與真人。而在至人真人之上,也同樣有神人,那即是人而神,與孟子同一想像。此一種人而神的觀念,在道傢傳統之演進裏,變成了後世神仙思想之淵源。  其次再說到佛傢,南朝生公已竭力主張人皆有佛性,惟其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可成佛,豈不與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異途同歸嗎?但生公所謂之頓悟,還是指其悟於理而言。到唐代禪宗興起,始單提直指,專言“明心見性”。禪宗之所謂性,乃指一種覺。其實凡所謂得於性,則必然成其為一種覺。此覺,乃一種內在之自覺。若說人生一切空,惟此一種內在之自覺則决不空。由禪宗說來,一旦大徹大悟,覺性當下呈露,即現前具足,立地可成佛。如是則涅槃即在眼前,煩惱世界轉瞬成為極樂淨土,更何待於出世,更何待於再生?當知此即仍是中國傳統思想裏之所謂德。得於性而內在具足,再無所待於外,在儒傢則成為聖,在道傢則成為真,在佛傢則成為佛。三宗教法各異,但就其德的一觀念而言,則仍是相通合一,不見其有異。子是修行佛法,可以不必再出世,即在塵俗中,一樣可正果。於是把原始佛教的出世情緒衝淡了,仍轉回到中國傳統思想所側重的那一番內在自覺之德上。  惟其中國傳統思想裏德的一觀念,有如是深潛的力量,因此直到宋儒格物窮理一派,如朱熹說:“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那豈不已完成了窮格物理的終極境界了嗎?而他還得補一句再說:“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當知此一句,便是指的內在自覺之德了。若有德,則在他自己心下該無不明。若沒有了這一德,則外面一切物理,盡使窮格無遺,還是與自己人生無交涉,人生畢竟仍是一場大脫空。試問窮格了物理,人生所得者又何在呢?若說是有所得,則仍必回到肉體人生一切衣食住行種種物質享受上。但那些,如我上面所述,早己為各派宗教所看不起,認為到頭一場空。我們若明白得此意,便知宋儒格物窮理之學,畢竟與近代西方科學精神仍不同。而如我上面所說,在中國思想裏,科學與宗教可以會通合一之點,也可由此參入了。
    九  中國人重德,因此更重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若說思想,畢竟僅屬知一邊,好之便開始轉到行的方面來,樂之則純出行的一面,即是所謂德了。人生畢竟重在行,重在德。僅是知,包括不了全人生。而且憑空人哪得會有知?必是行了纔有知,而且知了仍須行。知衹如夏螢在飛行時那尾巴後梢發的光。所以中國人一嚮看重行,更勝於看重知。中國古代《尚書》裏早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這是教人須重行。明代王陽明也說:“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仍是教人去重行。他又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此所謂知,所指是良知。良知則不求知而早自知。良知即是天所賦予人之性,如是則仍是重在行。最近孫中山先生又說:“知難行易”,他的意思,還是鼓勵人去行。如是則在中國社會,便不易産出如西方般的思想傢。  法國哲學家孔德,曾把人類思想分成三階段,起先是神學的,宗教的。其次是玄想的,哲學的。最後始是實證的,科學的。如照孔德分法,中國思想很早便走上第三階段,即孔德所謂的實證。於何實證?則衹有實證之於行。科學的長處,長在可以隨時切斷,隨處切斷,逐步求實證。如演算草,二十二加三十一,盡可分開算。二加一等於三,先把此一節切斷,看它對不對。如對了,再算二加三,等於五,又對了,那總數是五十三,再也不會錯。當知一切科學,全可如此把來切斷,逐步去求證一步對了再一步。  研求自然真理當如此,研求人生真理,也得該如此。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可以切斷下文,單從這一句求實證。你試且學而時習之,看己心悅不悅,盡不必連看下一句。縱使下一句有錯,這一句先可實證確定它不錯。然後再及下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也盡可不連上,不接下,切斷看,單去實證它對不對。如有朋自遠方來,且看你心樂不樂。待你學養工夫深了,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一句,一樣可切斷看。遇人不我知,試看我心慍不慍。若我心覺有慍,試問為何生有此一慍,成不成君子?因此孔子這些話,在中國人說來是德言,即所謂有德者之言,此乃由人生實踐確有所得了纔如此說,不是憑空由思想來。你要明白孔子這三句話,也衹有如孔子般,同樣去人生實際求實證。  或有人懷疑,中國一嚮無哲學,甚至說中國沒有係統嚴密的思想。在中國,一些傳誦古今的話,衹像是格言,零零碎碎,各不相顧,姦像衹是些經驗談,又像是平淺,又像是武斷,又像是神秘。其實這是中國人把行為實證與語言思想,融合成一片,相顧並進而有此。中國人思想,則務求與體驗合一,不讓思想一條綫單獨地直嚮前,這是中國思想之妥當穩健處。中國人務求把思想與行為交融互化,一以貫之,此乃中國思想一大特點。若以言證言,又以言引言,說了一大套,到頭衹是一番閑說話,距離人生實際反遠了。驟然看,不是沒有奇偉深密處,但回頭配合到實際人生來,便總有所不合。  西方思想,正為好從一條綫引申推演到盡頭處。如說宇宙何由始,萬物何由生,人生終極到底為的是什麽?不論宗教傢和哲學家,都好在此等處用心思,盡推演,盡引申,未嘗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了一套理論,但與實際人生則愈離而愈遠。而且那一套,又是有頭有尾,竟體完密。若說它錯了,竟可是通體錯。於是衹可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不得不從頭另再來一套。於是真理是真理,人生是人生。這一派是這一派,那一傢是那一傢。我們讀西洋哲學史,真可說是上天下地,無奇不搜。極斑斕,但也極駁雜。極齊整,但也極破碎。若僅是一哲學家,著書立說,托之空言,還不打緊。若認真要把此某一傢所發現主張的真理來確實表現到人生,來強人以必從,又或憑藉政治力量來推行實現此真理,這總不免會出大毛病。即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幸而在當時,沒有人切實去推行。其病則在從純思辨純理智的路上來求真理,真理衹在思索上,衹在言辯上。不知一切思索言辯,本從人生實際來,而人生實際,則並不從思索與言辯來。純思維純理智的路,越走越遠,衹能說人生中可有此一境,但此一境則走偏了,决不是人生之大全,而且也不是人生主要的中心。  人生實際,則徹頭徹尾是一個行。在馬剋思當時,對他資本主義之弊害,亦非無所見。若能見到這裏,從這裏下手,且把當時所見資本主義之弊害,就人性人道人生實踐中,隨宜逐步求改變,初看好像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太不徹底了,但如此决不見大毛病。現在則所見衹在一點上,由此一點演繹引申,自成一大全體,此一全體,則是純思維,純理智的,衹成為一個哲學思想的體係。這一套真理,則是一套哲學的真理。由此再回頭來,把他那套真理推進實際人生,則早不是那麽一回事。  讓我再說一淺譬吧!譬如醫生診病,就病論病來治病是應該的,卻不該因見了病,而推演引申開去,從思辨上,在意想中,創造出一個不會有病的理想體格來,然後再回頭,把此理想體格來改造人身之結構。如此的醫理,則非殺盡天下人不可。所恨者,殺盡了天下人,而此一種理想體格,除卻在其思想理論中出現以外,仍不能在人生實際中出現。
    十  我此上之所說,並不是在批評馬剋思,我是在批評那些把知行分別開,讓思想單獨演進,於純思維純理智中見真理,而再回頭來強人以必從的那一套。若從中國人觀點,言顧行,行顧言,不把言語單獨地演進,因此名言邏輯之學,在中國思想史裏特別不長進、而中國也遂沒有了哲學家。中國人未嘗不思想,但想了一頭緒,便轉嚮當前人生實際求可能之體驗與實證。因此不會有大出錯。所以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孔子又曾說:“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又說:“我嘗終日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效也,覺也。須知與行合一並進始是學。而且學已偏重在行的一邊了。因此在中國,則特別重視一學者。中國人又常稱此人有學問,不稱此人有思想。學之極緻則為聖。中國人所看重的聖人,則毋寧是看重此聖人之德行,尤勝於看重此聖人之思辨。此因中國人認為人生真理當由行為見,行為中即包有思辨與理智。若單從純思辨、純理智的路去求真理,則决不能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處。若要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處,則惟有以人生實踐為中心,而一切思想理論,則常環繞此中心,不許其馳離得太遠去。至於如何是人生主要真理,其最要一項目,即如上述,乃在人生須確然有所得。因此中國人常好以“德行”兩字連言。若求人生之真實確然有所得,則自必重於行。因此在中國人德行一觀念之下,不僅個人與社會獲得了調和,而且天人之際即人生與大自然也獲得了調和。  我們又可說,中國人的重德觀念,頗近於西方人之宗教精神。而中國人的重行觀念,則頗近於西方人之科學精神。惟在西方,宗教與科學,各走一端,而各走不到盡頭處,若求走到盡頭,反會出大毛病。衹有中國,乃求以人文科學之實踐精神,即體驗方法,來求到達與完成中國人人文宗教之理想與追求。中國人以人文為中心,即以人性為中心,故可盡教人走到盡頭處。愈能走盡則愈好。因此中國人希望有全德,有大德。如是則在中國人德行合一的觀念下,西方宗教與科學兩途,也可獲得了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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