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王蒙活說《紅樓夢》   》 “弄性”和“常情”      王蒙 Wang Meng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賈母對甄府的四個女人談到寶玉時說：
　　可知你我這樣人傢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麽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若一味他衹管沒裏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好，也是該打死的。
　　？　賈母這一段話說明：寶玉雖然得寵，但這寵還是有前提有原則的，如果違背了“禮數”，是要“打死”的。决定受寵還是打死的分界的原則，當然是硬指標。其次，這也反映了賈府的坐在寶塔尖上的至高人物賈母對寶玉的基本評價，即認可寶玉並沒有出大格，而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起碼賈府上下人等沒有誰認為寶玉是什麽“叛逆”。甄府女人說到她們的“甄寶玉”時說：
　　……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
　　這話同樣適合於賈寶玉。賈寶玉的許多“毛病”是可以用“弄性”和“常情”即用人性論與人情論來解釋的。
　　衹有賈政給寶玉上的綱高。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時，賈政從發展的觀點指出寶玉問題的嚴重性時說：“明日釀到他弒君殺父，你們纔不勸不成。”
　　“弒君殺父”雲雲，有點又叛又逆的意思了。細察之，寶玉的罪名雖大，罪狀不過是“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傢荒疏學業，淫辱母婢”。且不說最後一條來自賈環的誣告，全是不實之詞，就是這幾條都鐵案如山，寶玉所為也不比賈珍賈璉賈蓉乃至薛蟠之屬更過分。賈政所以上這麽高的綱，固是因為寶玉是己出，年齡又小，應該從嚴管教；更重要的是寶玉與琪官的關係得罪了忠順王爺。賈政說寶玉道：“你在傢不讀書也罷了，怎麽又做出這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這裏，主要是“官大一級壓死人”，賈政懼怕比他傢更有勢力的權貴，尤其怕“禍及於我”，嚇壞了纔亂上綱，並不反映寶玉的實際。如果禍不及於賈政，本可以不扣這麽大的帽子的。
　　寶玉也非全然不諳世故。他應付忠順府長史官，先賴說，他“究竟連‘琪官’兩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起來，看來也還善做假。及至對方拋出“紅汗巾”的過硬材料，他自思“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於是改變策略，“交代”了琪官的去嚮。
　　至於正常情況下，寶玉見了外人，其“禮數”就更加完善。如第十四回寫寶玉“路謁北靜王”，賈寶玉“搶上來參見”，“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那玉），遞與北靜王細細看”，“一一答應”。特別是當北靜王取下腕上一串念珠——“聖上親賜香念珠一串”贈給寶玉，寶玉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然後與賈政“一齊謝過”。這還不算完，回到府中，迎接奔父喪歸來的林黛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珍重取出，轉贈黛玉”，可見寶玉是何等珍重比他傢更有權勢的北靜王爺的垂青，何等沾沾自喜乃至希望自己的知音摯友心上人黛玉來分享自己的體面。倒是黛玉更清高些，說“什麽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地不取”。寶玉討了個沒趣。
　　似乎是，把寶玉說成封建社會的叛逆，評價太高了。他的一些行為如逃學、厭惡讀經、不思功名進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賈府的潮流。封建特權享受可以成為寒士們苦讀寒窗的吸引力，成為“進取”的釣餌，也可以成為倚仗“天恩祖德”已經獲得封建特權的傢族子弟的強有力的腐蝕劑和類似可卡因的麻醉品。試看賈府須眉，除賈政還有心維持正統，實際上一無所能一無作為以外，又有誰是致力於仕途經濟的呢？他們或聲色犬馬、驕奢淫逸，如賈赦賈珍賈璉賈蓉之輩，或煉丹求仙、尋覓長生，享一輩子福不夠，還要世世代代享受下去，如賈敬。他們之中，何嘗有什麽仁義道德、修齊治平、仕途經濟、創業守業、功名進取？賈寶玉的表現，實在是整個賈府子弟、貴族子弟的消極頽廢的精神面貌，寄生享樂的生活方式，嚴肅的尊卑禮教掩蓋下的腐爛墮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傢族共同體中的各懷鬼胎、互挖並共挖傢族共同體的墻腳的這一大潮流大趨勢的組成部分。作為敗落的大趨勢中的消極現象，寶玉在這一點上與賈府其他老少爺們並無質上的大區別。即使從嚴格的封建正統觀點來看，賈寶玉不比賈傢其他老少爺們強，也絶不比他人更壞或更危險。姐姐妹妹，哭哭笑笑，這並不是敗傢的根由。蓋封建道德的反人性性質（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固然是十分嚴酷的，它的尊卑長幼觀念、它的特權制度與特權思想及一些人的特別優越的生活條件，卻又為皇族、權貴及其子弟其奴僕們開了很大的口子，在這個口子下面，一切男盜女娼都可能被縱容被包庇被淡化掩飾過去，一些帶有異端色彩實際並無大害的思想言行也可以被容許或被忽略，甚至可以為之找到堂堂正正的藉口。
　　但賈寶玉畢竟與賈府的其他子弟給人的觀感不同，他更天真、更善良、更鐘情也更有一套“哲學”。他的精神境界、文化層次要比那些偷雞摸狗者不知高出凡幾。
　　天真善良不需多做論證和解釋。在賈府，多數情況下，寶玉是個蠻乖的、隨和的、常常是有求必應助人為樂的角色。有趣的是，封建特權本來是人性的異化，但身處這種異化的環境之中，又受到“老祖宗”賈母、頭面人物王夫人、實權人物王熙鳳的寵愛，反而一方面使賈寶玉在人生的某些方面較少受到封建禮教的嚴厲鉗製，他可以逃學，可以不整天讀經學孔孟，可以逃避賈政的道學教誨與監督；另一方面，又免受了封建社會下層人民的生存壓力，不必為口而勞碌終身，不會在饑寒與屈辱中喪盡自己的尊嚴與生活樂趣。他從上述兩個方面保護了自我，他反而比較有條件“弄性”，即率性而為，比較有條件表現並盡量滿足自己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又由於他年幼，他比旁人更能自由地表達自己對異性的愛慕與關心。除了吃喝玩樂，他的“無事忙”（薛寶釵對他的形容）正表明了他忙的他做的是自己想做自己願做的事。如果是被迫——不論是被尊長、被道德倫理、被實際生活的需要或被什麽使命感所迫，就不是“無事忙”而是“有事忙”了。在他所處的那種情況下，無事忙比有事忙更自由也更人性一點，這是很有諷刺意味的。
　　當然，在賈府那個歷史環境中，自由未必是值得稱道的範疇。與衆奴婢相比，主子當然是自由的，他們的自由是惡的自由，即巧取豪奪的自由，寄生墮落的自由，玩弄女性的自由乃至草菅人命的自由。這裏不僅要看是否自由還要看是什麽樣的人、什麽樣的自我的自由。賈寶玉是出類拔萃的：他的純潔，他的天良，他的悟性，他的文化的或者更正確一點應該說是藝文的修養，都使他與衆不同，使他成為一個文學畫廊中的沒有先例也極難仿製的至純至情至憂至悲的典型，使他成為一個有自己的真正精神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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