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陈鲁豫·心相约   》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陈鲁豫 Chen Luyu

  1998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和外语系的学弟学妹们见面。同学们早早地挤满了当年我们上大课用的阶梯教室,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粉笔字:欢迎鲁豫回家。当掌声响起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和感慨无法言说。
  一个女生代表全系向我表示欢迎,她的致辞让我恍如隔世:“10年前,鲁豫也在这间教室上过课。”
  我心里咯噔一下,10年了吗?我从没想过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我的内心还保持着一份学生情怀,而且始终像个大学新生,心里怯生生的,对一切充满好奇和敬畏。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88年入学时,我们外语系人丁并不兴旺,只有国际新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又只有一个班,每班20人。
  作为新生,我对高年级同学很是羡慕,觉得他们成熟、漂亮、能干。平时,总能看到他们背个包,风风火火地在广院门口伸手招一辆十块钱的小面,忙着往电视台跑。我常盯着他们的身影发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电视界大显身手。
  我眼巴巴地盼着大学第一年早早过去,系里再来些新生,也能够尝尝高年级面对低年级时,那种关怀、自信又略带傲气的感觉。
  等啊等,等来的结果却是1989年外语系不招生。眼看着其他系的88级学生终于修成正果,抬头挺胸地做起了老资格的师哥师姐,我心里颇有些失落。无奈,在外语系,我们班还是年级最低的班级。就这样,大学二年级了,我还像个新生似的,每天怯怯地去食堂吃饭、去水房打水。
  大三开始了,外语系终于迎来了90级新生。可我,很长时间里还是找不到高年级学生的感觉。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食堂吃饭。一个高大漂亮的女生坐到了我的旁边,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含着满口饭菜勉强抿了抿嘴算是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用一听就知道是播音系学生的悦耳嗓音亲切地问我:
  “你,是哪个年级的啊?”
  “88的。”我伸了伸脖子吞下了嘴里的饭,声音小得像蚊子。
  漂亮女生半张着的嘴一下子合上了,她开始埋头吃饭。
  “请问,你是哪个年级的?”我鼓起勇气问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她一定是87级的,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自然又老练的神情呢?我练了两年多了,还没练成呢。
  谁想,她的声音低了八度:“我,是89的。”
  我感觉自己的背一下子挺直了。从此以后,我终于没有了新生的羞涩和胆怯。
  我从来都不是刻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晃晃悠悠的。高三就算比较认真了,也远没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倒是进了广院,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起来。终于没有了数理化的欺压,每天一堂接一堂的全是我喜欢的英文课,我开始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
  我突然变得刻苦,还有一个原因。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外语系不少老师都认识他们,个别老教授当年也给他们上过课。所以,我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一门课的老师在说完开场白之后,都要问一句:“你们当中,哪位同学是陈鲁豫?”
  我总是乖乖地举起手。
  老师们会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番,然后说:“我认识你的爸爸、。”
  这句话在我听来意味深长,我的解读是:“你爸当年成绩都不错,不知你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只有努力地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不让别人失望。)
  其实,我的高考分数在全班20人里是比较低的。但是,老师们从开学第一天就格外关注我,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面试时,口语表现优异,老师们觉得我是可造之才。
  这下好了,内因外因都决定,我必须做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否则老师们失望不算,我爸脸上也无光。
  于是,在广院宽松、自由的校园里,我成了个整日埋头读书的乖学生。
  在广院,外语系的学生非常好辨认。
  任何时间,你要是在校园里看见一个学生,一手抱一本厚厚的Webster(韦氏)字典,腋下夹一张过期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另一只手还在耳边举着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收音机刺刺嚓嚓地放着不清楚的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或BBC的英文报道,不用问,肯定是外语系的学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有Internet,看不到原版英文电影,更没钱买英文报纸杂志,就连人手一本的Oxford(牛津)、Longman(朗文)、Webster(韦氏)字典也只买得起翻版的。虽然那会还没有知识产权、正版、盗版这些概念,可我总觉得花二三十块钱买一本原价二三百元的字典是有点问题。当然,两种字典有着天壤之别,正版很轻,我们用的翻版字迹模糊而且死沉死沉的。
  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自我感觉非常好。招生时都听说了,国际新闻专业之所以要上5年,是因为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接受小到开车、大到开飞机的训练,将来好胜任驻外记者的工作。要学的东西这么多,4年时间不够用。
  开学第一天,我们班就不住地催老师:“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开飞机啊?是战斗机吗?”
  我们宿舍的关娟娟现在是国际广播电台一名出色的记者,曾经在以色列那么危险的地方驻站整整两年。当年,她只是个娇滴滴的南方女孩。大家一聊天,发现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于是狠狠地挤兑了她一下。
  “这有什么,”关娟娟撇撇嘴,“我将来是要直接开车、开飞机的,自行车,谁稀罕骑啊?”
  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毕业时,我们才醒过闷来,互相追着打听:“开车、开飞机的谣言是谁造的?”
  只是苦了关娟娟,一直巴巴地等着,恐怕至今也不会骑车吧。
  除了外语系,播音系的学生也很好认,听声音就行了。
  早上7点开始,宿舍楼附近的小路上、操场上,到处能听到播音系学生在字正腔圆地练习播音。每次从他们身边经过,我都误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让我骄傲极了,觉得广院是个与众不同的学校,我的同学们个个才华横溢。
  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两个播音系男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学生甲(嗓音嘹亮,字正腔圆)指着笸箩里的馒头:“师傅,来一个馒头。”
  身后学生乙(声音浑厚,明显带有胸腔的共鸣)探身关心地问:“一个馒头够吃吗?”
  学生甲转身:“我还要二两粥。”
  这段话干着念没什么意思,你想象用播音员的声音一板一眼地播出来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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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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