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子儿！"过了很久，爸从牙齿缝里迸出了这一句。
在我印象中，我家的马偶尔被利用做过两次生意：卖碗。爸用马车装着瓷碗去山里卖，一去几天。说是卖，其实是半卖半换。农民没钱，就拿山货来换。回来的时候，马车上的碗都没了，却多了许多口袋。我跟哥哥、姐姐忙不迭地把口袋从车上抬下来，打开一看，全是山货：黑枣、核桃。我们最爱吃的是柿牛儿，柿子晒干了以后，就叫柿牛儿，甜甜的，软软的。
那些山货，能留给我们吃的也是少数，大部分都要再卖掉，给家里添油钱、盐钱。
爸爸走的那些天，我真想他。他一回来，我就往他身上扑。爸也不打我了，抱我，亲我。可是，隔不了几天以后，一切就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一说话，就不高兴了，我又开始挨训了，我又离他远远的。那时候，我心里盼望着，爸啥时候再去卖趟碗呢？
不过，卖碗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一次我哥和我姐跟着去山里，下山的时候马突然被惊着了，飞快地开始跑。我哥和我姐都吓坏了，但是我爸绷着脸，紧握着手里的缰绳，在下一个拐弯的地方，他拼命地勒住了狂奔的老马。回到家里，他们讲起这个惊险的遭遇，我像听故事一样，但是我妈吓坏了，从此不让孩子们跟爸出去，我爸也很少去山里了。
我还是跟妈亲。妈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她喜欢跟我说话。直到现在，每次想起我妈，我心里都特别疼--她真的是辛苦了一辈子。她的委屈和坚韧都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妈经常带我去给姥姥上坟。一上坟，她就对着姥姥的坟说话，半晌午半晌午地说，说到中间，就哭。她哭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她说，她不该嫁给我爸。
香橡皮、新衣裳、糖纸，一个都没有。
在我爷爷这边，我爸是家里的老二。爷爷也是老农民，纯农民。
爷爷有四个儿子。在农村人看来，儿子多，是件喜庆的事儿。
"多子多福啊！"张三大爷说。
"人丁兴旺啊！"李四婶子念叨。
"没有儿子，连门户都撑不起来，您老有福气啊，四个儿子，没人敢欺负。"王五叔叔羡慕着。
"福气？哼！"爷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其实，爷爷有五个儿子。我三叔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家用一头牛换走了。
"养活不起啊。"爷爷说。
四叔被拉扯大了，可一直都没娶上媳妇。三十多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女人，年纪比四叔大，带着个孩子。四叔说，叫四婶儿。 四婶儿不好看，口音是外地口音，四叔说，四婶儿的老家在外省，那里全是山，比我们这里更穷。
爸爸十六岁当兵，爷爷和爸的兄弟们，全松了一口气。当兵好啊，当兵吃粮。古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何况复员的时候，或许还能到城里工作，做城里人。谁知道呢？
谁知道爸爸复员回来了，没成为城里人，反而还要分间房子。
我六岁那年，爷爷去世了。
啪！一个瓦盆在我眼前摔破了。
"爹呀！爹呀！"大伯哭了起来，爸爸哭了起来，叔叔哭了起来。
"爹呀！爹呀！"大娘和婶子们哭了起来。
他们都穿着麻布做的袍子，头上也裹着麻布。腰上系着白布腰带，白衣白裤白鞋，胳膊上戴着黑纱。
家里没什么钱，葬礼不算盛大，但儿子媳妇哭得都诚心诚意，哭声传出一里地。我愣头愣脑地跟在棺木后面，跟着大人哭："爷爷呀，爷爷啊。"
可是我对这个躺在棺木里的人，却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只记得，爷爷喜欢给我吃糖。那时候村里供销社有一种叫做轱辘糖的糖卖，一分钱好几个轱辘糖。每次去供销社，我都会眼巴巴地趴在柜台前看着那些糖。家里这些孩子们里，爷爷喜欢我。他常说我长得可爱，比较懂事。我叫"爷爷"叫得甜，爷爷一高兴，就会鼓励我，给我一个轱辘糖吃。
爷爷过世没几年，奶奶也去世了。
"奶奶呀，奶奶啊。"送奶奶走的时候，也许是长大了，我哭得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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