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报》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罚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问：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
问：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柏杨：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为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问：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鉴》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折点？
柏杨：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著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
古代作品中，有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文言文太困难了，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这本史书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翻译司马光的作品，乐趣绝不下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问：你某些反西方主题，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柏杨：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的对美国的崇拜，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但并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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