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 下一站，中国   》 第6节：楔子．"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6)      陈季冰 Chen Jibing

　　当然，我决没有意思说，类似的不正常心态普遍存在于台港澳社会民众之中，我只是记录了我的一小段经历，而不是在陈述一桩社会学统计调查结果。然而，我深信，如果我们民族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不能顺利地走出过去那种首先"渴望被外部世界承认"，落实到正常而自信的"身份自我确认"，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就将是虚无渺茫的。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复兴，其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个民族心智的整体成熟。中国一个半世纪艰难而曲折的现代化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在这个全球一体的世界上，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成功，首先就要真正地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同时在时代的背景中比我们的先人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
　　但是，这种对他人和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代人--的艰苦探寻和累积。而且，由于我们在认识任何一件新事物时都很难抛开业已沉淀于我们心灵中的文化传统背景，因而我们所获得的认识，很有可能已经过我们固有的"文化有色眼镜"的过滤，变得不客观和不真实。
　　我这次的地中海之行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异常博学的导游，从他的身上，我强烈地认识到：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一套固有的思维定势，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进一步说，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一个民族要想主动从它的文化传统中摆脱出来，在我看来，非经至少几十年以上的艰苦努力简直就是没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努力也只能是因势利导，以政治权威强行推进文化变革非但不会成功，只会带来灾难。
　　这位导游25岁到欧洲，到2007年已整整在那里呆了18年。由于他在国内已经大学毕业，底子很好，加上生性好学，因而他的日常谈吐经常显示出他在各方面都具备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在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方面，他更是深有研究，这当然也与他的生活体察有直接关系。他经常能够用插科打诨的方式描述生活中一些琐碎小事和细节，其中往往折射出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在此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导游先生进而常常能够针对中国社会的弊病提出鞭辟入里的针砭和建议。尽管他长年身居海外，看待和评论问题的价值立场早已是西方式的，甚至欧洲大陆式的，但其爱国心和责任感着实令人感佩。
　　然而，他的叙事方式却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留存于他无意识深处的典型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见多识广的导游喜欢通过举他切身经历过的例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间稍久，我便发现，他举的例子中的主角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官"--那些他陪同过并为之当过翻译的来自国内的部长、省长、局长、市长……我相信，在他陪同过的中国客人中，这些官员只是极小一部分，不然他怎么会与我们结缘呢？我也愿意相信，他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面前炫耀他与那些高官们的交往。分析他的心理，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认为"大人物"的地位重要，因而举他们的例子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也最能说明问题。但我却在暗地里思忖，既然他有机会陪那么多达官显贵，那在他过去的客人名单中一定也有不少著名企业家、作家、艺术家等。同样是大人物，为什么他只对"官"们的事迹津津乐道呢？要知道，在西方，那些大资本家和大明星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和在他们中受欢迎的程度都要远远大于政治家。看来，我们的导游在慷慨陈词、痛彻批判中国丑陋的"官本位"的同时，他自己无意识里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仍然通过隐秘的渠道在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因此敢肯定，如果他有机会回国施展他的满腔抱负的话，他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环境一定依然摆脱不了官本位文化，尽管会有很多西方观念在撑门面！这就是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决定性作用。
　　2004年春，我在北欧某国学习生活了两个月，有一家公司为我们一行在当地安排各项事宜，它的合伙人之一是个上海人，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北欧定居。因为个人事业相当成功，他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这个仁兄非常喜欢向我们讲述中国人在西方的成功故事，与上面那位导游正好相反，他经常以中国式的智慧去批评西方，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的弊端，比如高度的平均主义、西式"大锅饭"等等。也许是因为他比较成功的关系，他似乎在当地上流社会圈子里相当如鱼得水。据他自己说，他曾经花了很大力气通过"开后门"的办法加入了一个只有传统贵族才能参加的"绅士俱乐部"，因而有机会与国王、王后共进晚餐，与老贵族们打高尔夫……我最初以为他的这些努力主要是出于事业发展方面的考虑，后来才发现，他似乎十分陶醉于昔日欧洲王室贵族的那些礼仪文化，并深为这些高贵传统的日渐式微而神伤。他对过去几百年里欧洲各王国之间通婚联姻的历史也所知颇多，甚至深有研究，他还说以后想写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他对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深信不疑："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需要三代人"。总之，在他看来，当代中国人之所以普遍缺乏深厚的文明修养，主要原因不在于现代教育体系的不足，而在于中国历来缺乏欧洲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更有甚者，他还根据人的"文明修养"程度将当今的欧洲人分为三大等级：西欧和北欧（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属于第一等；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包括以色列和土耳其等非高加索人种国家）属于第二等；东欧则属于最低的第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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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楔子．"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9)第10节：楔子．"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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