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艾米丽在香港被列入美国提交日本的难民名单，有机会被遣返回美国。当她接受日方审查时，那位日本军官横山反反复复问她同一个问题： 为何在上海嫁了个中国人，却又跑到香港跟个英国人生了个私生子？对这一问题，艾米丽百般回避，终于气急败坏，冲口而出： “因为我是个坏女孩。” 这时： 一阵长时间沉寂后，我颓然倒在椅子上。但横山先生的一句话有如电击，让我身子一挺，重又坐直。“不，”他说，“你不是坏女孩，你是好女孩，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艾米丽是好女孩还是坏女孩？的确，用传统观念无法评断。肯恩的传记中说她一生行事的法则就是专往常人不去、也“没人说别去”的地方走，向传统观念挑战，对大众认同的规则说“不”。按传统观念衡量，她是坏女孩。可是，为何跟她交往过的几乎所有男人，包括被她甩掉和用掉她的情人，都跟那个日本人横山一样，认为她是个好女孩呢？ 艾米丽出生在一个恪守传统道德的德国移民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伊萨克·哈恩是个推销员，他长年出差在外，辛勤工作，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伊萨克虽远非慈父，却是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只要他在家，便一丝不苟覆行父亲职责。据艾米丽后来回忆，父亲永远闭着眼睛躺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那是家人出出进进的一道关口。他看上去好像是睡着了。 我总是希望他真的睡着了，我踮着脚，小心翼翼地从旁走过，尽量避开蓝地毯下的那块会发出吱吱声响的木板。有时我己经走过那沙发好远了，自信已到达安全区，但是： “多莉!”我父亲叫道，睁开了眼睛。他管他所有的女儿都叫多莉。 伊萨克共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多萝西，昵称多莉，倒数第二个女儿便是艾米丽，也就是后来的项美丽。（由于项美丽是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给她起的中国名字，所以，本书在她未起这个名字之前，都以她的美国名字艾米丽相称。） 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和母亲控制子女的所有行动，以确保他们不超越常规生活的轨道。家中甚至都不许提起“性“这个字眼。但这仍挡不住艾米丽时有惊人之举，令全家人目瞪口呆。十五岁那年，艾米丽就曾离家出走。多年之后，当她跟丈夫查尔斯·鲍克瑟谈到这次出走时，“查尔斯说，‘你身上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那时代通常女孩子是不会离家出走的。’ ‘正常的女孩子是不会。’我不无傲气地道。“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傲气“这个词。的确，艾米丽一生都以她的反叛行为自傲，不管那些行为让她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她提起来时脸上的表情，都可用我们今天常常用到的一个词来形容，叫作 “无悔今生”。不过，提起十五岁那年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她也承认：“我或许真的是出了毛病。” 因为根本就没有出走的直接理由。多年以后，回忆起那次出走，她只能说，也许是受到一本名叫《丛林之书》的读物影响。那本书的主人公是个流落于大自然的漂泊者。当他长大成人见到自己父母时，已为父母所遗忘。 我想我也曾是个漂游者，或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大卫·科波菲尔离家出走了。狄更斯笔下的许多孩子都有漂泊的本能。至少我可以确定小耐丽便是这样的人。虽然她后来有点后悔跟祖父离家出走，但我能感到她身上有一种潜在的热望，对于大路的热望。当然我的出走，也不只是受到狄更斯的人物影响，我也跟着哈克贝利·芬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漂流，也跟着汤姆·莎耶一道迷路，四处航行，走遍全世界，结识各种人物，好逃离沉闷的家。 一言以蔽之，出走的惟一理由是离家的愿望。家可以提供安全与稳定的感觉，但却因日日如是而沉闷无聊，而艾米丽向往的是变化，是刺激，正如二十一世纪反叛青年所标榜的： 吓死好过闷死。所以在某个星期五的早上，艾米丽离家去上学时，偷偷倒空自己的储钱罐。下午放学时，她突然对一位同学贝斯蒂说： “你不是曾经邀我上你家住几天吗？要是你愿意，我今天就可以去。” 贝斯蒂说她很愿意，两个女孩就一块回了贝斯蒂的家。贝斯蒂的家也在同一个城市。只不过离艾米丽家有段距离。所以这次出走其实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出走。事实上，它只持续了一天，第二天早上，艾米丽的母亲打电话给贝斯蒂的母亲，确认女儿是在这儿之后，她要求女儿接听电话，于是： 我拿起电话说：“哈啰!” 母亲没浪费时间跟我说“哈啰”，她的声音平静而沉重，“好吧，”她说，“我只希望你开心，你有你的想法。可我为你担心了一整夜，都快病了。后来是道芬妮想到了贝斯蒂。” 为贝斯蒂着想，我故作轻松地说：“是吗？” “马上回家。”母亲命令道。 我说：““好吧。” 这回我没拿贝斯蒂当挡箭牌了。我没理由不回家。母亲说的对。我这是逃家。但我有我的想法。 艾米丽的想法是什么呢？用美国诗人惠特曼《大路之歌》的开头几句大概可以概括，肯恩的传记将之作为他这本书的题词：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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