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梦”、“梦中之爱”的构思，也恰是杜丽娘的悲剧所在，更是“情”的活力呈现。杜丽娘之“情”与“理”相对。理学在明代经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对整个社会与人都起着全面的压抑与钳制作用。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个性束缚与情爱的压抑尤其严酷，“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卫道人士们的说教。明代“表彰节烈”的行动甚于宋元。杜宝责备女儿白日“闲眠”，“是何家教”?他请腐儒陈最良教授杜丽娘，为的是“要他拘束身心”，当他听说女儿可能怀春成病，却说：“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陈最良是迂腐僵硬，他“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院”。在封建礼教严酷、“男女授受不亲”的环境中，杜丽娘有何机会与可能去接近青年男子?她只能在没障碍的梦境中相识意中人。汤显祖让杜丽娘初识情人只是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正说明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如何压抑与剥夺了一个少女爱的任何可能，而迫使她只能孤独地陶醉于幻梦之中。这是杜丽娘的悲剧所在。
现实中的不可能就转而在梦境中追求与沉醉。杜丽娘“惊梦”之爱，不是“惊鸿一瞥”，而是立即迅速燃烧至炽热点：“和你把领扣拉，衣带宽，袖梢儿■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紧相偎，慢斯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惊梦〉写得很明白，这对初恋情人不仅一见倾心而且爱得很深，他们相爱而且幽会——做爱了，“共成云雨之欢”，不仅有心灵的互相吸引，而且有肌肤相拥的热烈深切。〈惊梦〉如此热辣辣地呈现杜丽娘的爱与欲，我们不觉得其俗，而是认识到汤显祖对“情”的思考的深刻。杜丽娘自称：“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她对美、对爱的追求，是天然而然形成，不需任何引导。所以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汤显祖以杜丽娘“惊梦”显示这“情”乃是天然的，天然的爱情与欲望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惊梦”使潜藏于杜丽娘内心深处的情一下子全面觉醒了。与其说杜丽娘在梦中相识了一个“人”，不如说这个“人”让她感受到了情的热辣辣的魔力；与其说梦醒后她要寻找这个“人”，不如说杜丽娘要寻找那令她铭心刻骨的“情”。这一思想显然受到明代的个性反叛思潮的影响。
汤显祖曾受教于心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他赞赏与接近左派王学的另一思想家李贽的叛逆思想。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而主张“吃饭穿衣就是人伦物理”，要求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即解放人性，例如赞扬卓文君私奔是“善得佳偶”。
《牡丹亭》表现“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柳梦梅所追求的“情”与以杜宝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理”)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戏剧冲突的基础。明清传奇的特点是剧中对立双方人物的行动形成两条情节线并行发展。杜宝、杜母、陈最良等人的活动构成了杜丽娘生活的外部环境，这一外部生活环境的理念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之“理”。杜宝、杜母、陈最良对杜丽娘的态度虽然表现有别，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个：“用封建礼教来规范杜丽娘”，以至于他们都无视杜丽娘内心发生的激烈变化。杜丽娘也只是独自在心灵中幻想着，挣扎着。在那样的外部环境的压抑下，她无法表现与付诸行动，她对爱情的幻想与追求只在自我内心激烈地冲突、挣扎与煎熬着。这就是形成了杜丽娘的内心动作。这个内心动作具有悲剧性。这一内心悲剧动作所具有的含蓄深沉戏剧性与缠绵浓艳凄异的抒情性，正是《牡丹亭》戏剧魅力之所在。
追寻与实现梦中之“情”，是剧中人杜丽娘的贯穿动作。“惊梦”的意蕴贯通了全剧。“梦”中之“情”的“一往而深”支配了杜丽娘在梦醒之后的人生行动。这个贯穿动作明确、充沛、有力，而且一以贯之；几经曲折，由人而鬼，由鬼返人，天翻地覆，经历磨难，而情始终不变。戏剧峰回路转，高潮迭起。“惊梦”之前，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是单纯明净也是单一的，她要做什么，她自己并不明确，她只有一丝淡淡的苦闷。“惊梦”之后，杜丽娘的内心形象立即明确，情感世界丰富充实。她虽然是个封建时代的闺中少女，温柔娴雅，在对待爱情问题上不如她的同时代西方姑娘朱丽叶那样热烈奔放，但是杜丽娘一旦觉醒就一往情深，咬住不放，经历磨难，生生死死而不悔。因此，她的戏剧动作非常明确、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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