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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革命奠基人(2)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胜利把一代革命者从中国的农村带进了资产阶级的大城市；由于斗士变成了官僚，干部和群众疏远了。“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3］。胜利也使共产党员们斗志松懈，认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和打败武装的敌人的斗争已最终结束，虽然毛泽东坚持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4］
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国内的动员运动，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党的热情，暂时减轻了毛泽东对革命出现倒退的忧虑。但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之后，这种忧虑又恢复了，而且益发强烈。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社论可能是毛泽东本人撰写的。社论警告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5］毛泽东此时再次强调胜利尚未完全确定，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1957年2月，他宣布说，在中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
毛泽东主义者后来常说，刘少奇副主席认为在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再需要搞阶级斗争了，毛主席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他那时的谬论来的。［7］但这是一种事后的说法。使毛泽东忧心忡忡的直接原因，是东欧的动乱。假如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如此轻易地就被动摇，中国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毛泽东对这种危险的感受因他对朝代兴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识而增强了。例如，他在国内战争年代后期提及的“糖衣炮弹”（糖弹），就是有意地与当时所谓的“刘宗敏思想”的错误联系起来。1644年，刘宗敏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1606—1645）手下的一位声名狼藉、贪得无厌的将军。李在北京城外打败明军之后，他的军队在刘宗敏将军指挥下开进京城。由于他们掠夺拷打居民，危害了人民对新王朝的支持。清朝军队很快就将李自成从京城赶走，建立起他们自己延续较久的王朝。1944年，诗人郭沫若发表了一篇论李自成的文章；在他看来，这支农民起义军和红军之间显然存在着可以相比的情况。如果共产党人像李自成的人一样，进入首都只是为了趾高气扬地把所控制的财富装满自己的腰包，那么他们的“王朝”就可能恰像李自成的一样短命。不久，毛泽东也接受了这个思想，他在一次讲演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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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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