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认识，我认定：开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文化素质选修课，无疑是实施“知行合一”教学理念的有效途径之一。
返本开新：编撰教材的原则
教材是教学之本，课程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教材建设这一基本环节。当前有少数大学开设了礼仪教育课，其教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某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编写的西方礼仪教材，旨在帮助将来从事国际交往的学生学习西方礼仪；另一类是某些普通院校为本校学生开的选修课，目的是要指导学生在就业面试时如何应对。后一类教材一般比较肤浅，没有理论体系，不谈内心素质的提升，而着重于外表，犹如某些宾馆训练服务员，行为固然得体，思想素质却不高。前一类教材作为了解外国礼仪的读本自无不可，但要作为在礼仪之邦的中国普遍推广的教材，显然是不适合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文化表征的礼仪，我们决不能放弃本民族的尊严，去盲目追随西方礼仪。因此，我们必须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礼仪教育的教材。
迄今为止，海内外各类大学尚无一家开设过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程，因此，我们在撰写教材时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礼学自古以繁难著称，作为古代礼学理论形态的《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三部经典，文古义奥，韩愈就已直言其“难读”，故学术界每每有“殆成绝学”之叹，平心而论，即使是对文史专业的学生讲授礼学，也绝非易事；加之没有一本现成的教材可供参考，处于“零”起点，要编写出一本大学素质教育的教材，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为此，我用了相当的功夫来研究浩繁的文献，做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分析，并对基本素材做了大刀阔斧的处理。为了慎重起见，我将讲稿整理成文，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上连载，听取读者反应，最后才集结成书，作为教材正式出版。
为了突出中国传统礼学的特点，我将课程的结构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古代礼学的理论，包括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礼的起源、礼的学理、礼的分类、礼的要素、礼与乐的关系等等，希望学生由此获得关于中国礼学的宏观的、有理论深度的总体认识；二是古代礼仪的举例，例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射礼、聘礼、丧礼等，多是学生在课外阅读时每每会遇到而又无处问询的问题，主要介绍它们所蕴涵的人文意义，使学生由此获得对于中国古代礼仪的生动、深刻的认识。
教材编写的宗旨是，求真实，求简明，求超越。所谓真实，是指忠实于原典，要把古代礼仪的人文精神准确地表达出来，客观地勾勒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要把“文革”中被“四人帮”歪曲了的地方纠正过来，使学生获得对于“礼仪之邦”的真切认识。为此，我对每个章节的标题反复推敲，尽可能使用原典中最典型的语句来表达，力求精到。
所谓简明，是文字叙述简洁、明快，便于理工科学生阅读。例如古代礼仪之学是礼法和礼义之学，礼法即通常所说的仪式，是礼仪的物质形态，是礼仪得以寄寓的外壳；礼义是仪式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礼的灵魂之所在，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为了突出文化素质课的特点，我们对礼法部分的琐碎仪节进行删繁就简，只提取其最关键的内容，构成礼的梗概，向同学介绍，其余的忽略不计。
所谓超越，是指要有时代精神。介绍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不是要让学生回到古代去，搞复古主义，那样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我们的宗旨是“返本开新”，也就是说，要立足于民族之本，站到今天的时代高度来正确对待古代礼仪这份思想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建立新的富于民族特色的礼仪文化。
本教材在连载过程中，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文史知识》编辑部曾经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对我主持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专栏予以充分肯定。教材出版后，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宁等撰写长篇书评，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传统礼仪教育领域具有开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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