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契约说'是虚妄和荒诞的，"杜威接着说，"这点很容易从哲学上和历史上证明。但是，它却成了一种信念，因为17世纪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希望国家能够由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而改变，国家契约说迎合了人们的需要。我再重申一遍，真理是我们行动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无所谓真假。比如，一把锤子，从功用上说，它是作为敲打物件的东西而存在的，可以有质料的区别，有铁制的，也有木头做的，但在功用上都是锤子，不能说哪一把是真的，哪一把是假的；只能说哪一把是有效的或无效的，适当的或不适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因此，真假不能构成判断真理的标准。真理当然不是锤子，但道理是一样的。"
"真理总要符合一些什么吧，因为它毕竟是意识的东西。"李智说，他仍然不甘心。
如果一定要说真理符合什么的话，那么，它所符合的只能是人的行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帮助我们有效地处理对象，达到满意的结局。他强调了两点。
首先，真理与价值相关联。上面说的工具的有效和无效、适当和不适当、经济和浪费，讲的都是价值。所以判断真理，就看它是否对我们有价值，价值有多大。国家契约说由于有价值，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真理，如果现在它的价值仍然没有消失，那么，人们还会继续认为它是真理。
其次，真理与结果相关联。前面讲过，人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追求的是合于目的的结果，经验是面向未来的，因此判断真理，就看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在近代革命中，国家契约说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国家的意愿，由此也就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信念。
杜威顿了顿，对李智说："明确了这两点，可以进一步回答您方才的问题了。您看到了，真理是经过我们的价值和结果调整过了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打上了我们行动的印记，这样一来，它怎么可能与对象相符合呢？这再次证明，传统哲学把真理看成心灵与'实存'的静态对应关系是没有道理的。"
李智想了想，杜威说的这些有一定道理，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具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时半会又说不出来。但有一点感觉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这种工具主义一定会导致双重标准。
杜威摸出表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
杨慧和李智站起身。
杜威邀请他们第二天参观他兴办的芝加哥大学附属学校。
三、实验
杜威对兴办教育一直有着浓厚兴趣，曾经一度甚至冒出了跳槽的念头，想转行搞教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只是想通过办教育来贯彻他的哲学理念，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向世人证实这种新型哲学功效的意图。他是一位哲学家，主张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他同时又是一位实践家，不仅想改造哲学，还一心想改造社会，而在他看来，兴办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他心中始终系着一个教育情结。
所以，当他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担任首席哲学教授不久，鉴于当地基础教育落后的现状，便向校方提出了设立一所小学的意见。建议很快就被批准了，学校办了起来，并由哲学系主持。这所学校最初叫"大学附小"，后来叫"实验学校"，但人们更多地叫它"杜威学校"。
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十六个学生，两个老师。杨慧和李智来参观时，学生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编为十一个年级。杜威先带他们来到最低年级，几个四到五岁的孩子正在一本正经地"过家家"。他们已经盖好了一座想象中的房子，眼下正忙着做饭，摆弄着一堆菜、面包和肉。见他们进来，孩子们一声欢呼，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孩跑上前一把拉住杨慧，"妈妈回家啦！我们有妈妈啦！"然后扯下围裙扔到杨慧怀中。杨慧蹲下身子，搂住女孩的肩膀说："我不是妈妈，你是。"
"我不当妈妈，你当。"女孩咬着手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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