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毛泽东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 。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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