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上常见有人说郦道元是《水经注》的作者，其实，《水经注》是郦道元对《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他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当时流传的数百种有名和佚名的著作，这些文字构成了《水经注》的大部分。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郦道元做为北魏一名耿直而尽职的中高级官员，多数时间忙于公务，能够亲身经历和考察的地方是有限的，对无法到达的地方都是依靠他能够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所以《水经注》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瑰丽传神的文字，反映了公元6世纪时中国地理学和文学所达到的水平，但郦道元绝不是《水经注》全部文字的作者。
这样的误解由来已久，以至以往在中学语文课本选用《三峡》一文时，也误将作者定为郦道元。以后经学者指出，已改为盛弘之，因为这段文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
指出这一点，丝毫不影响郦道元的杰出成就。选择这些文献资料是他辛勤收集的结果，也显示了他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判断力。这些原著的绝大多数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要是没有郦道元转录入《水经注》，我们就不可能了解、阅读和欣赏。而且也不能排除郦道元在引用时做过文字加工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这与郦道元本人的作品是有区别的。
希望对《水经注》和郦道元的这一误解不要再延续下去。
第五章社会与自然
1有墙无墙皆为院
中国的文字曾经有一个象形的阶段，不少字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特点。例如国（繁体作國）就是这样：中间的小口象征一个人的眼睛，正注视着下面一片土地，手里则拿着武器（戈），而在他外面，还有一道更大的墙包围着。多么形象——一个有人警惕地守卫着、并有围墙拱卫的地方——人们集中居住的据点、聚落、城、邑，这就是国的本义。
国为什么要用墙围起来呢？当然是为了国中居民（国人）的安全，既要防止野兽的袭击，也得对付敌人的侵略。但在国的内部，民居之间一般不再用墙隔开。中国大量考古发掘的结果可以证明，外国一些早期聚落的遗址内也是如此。三年前我在非洲肯尼亚参观马赛马拉人的村庄，在圆形的村墙内也是一座座房屋，它们之间并无围墙分隔。不过在较晚的聚落遗址中，已经出现了有围墙和院落的建筑。显然，随着居民中贫富贵贱的分化，一部分居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聚落外墙的集体防卫作用，还需要拥有自己的空间，维持家居生活的私密性。于是各式各样的墙成了新的需要，目的只是为了能够用墙围成院。形成于二千余年前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有这样的规定：“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院。”看来那时的政府已制定了“院”的标准。直到今天，权威的辞书对“院”的解释还是“住房前后用墙围起来的地方”或“住房前后的封闭性空间”。
不过自从有了政治权力和私有财产以后，院的规格和性质就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尽管都是为了院主在保持安全和私密性前提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君主、贵族和官员的院当然要全面发展，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制度，使各类院的规格与院主的身分相称。而在“朕即天下”、为“公”就是为“我”的年代，君主们的私密也成了“公密”——必须由国家权力加以保证，请看中外哪一座皇宫的后院不是由坚实的建材构成，不是由高墙深沟护卫，不是由重兵把守？另一方面，本来属于私人性质的“院”，也演变成了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还有“研究院”、“法院”等名称，“大院”还是某些重要机关的代名词。为了实际需要，这种“公密性”可以超出今人的想像，如上世纪50年代，为了挡住附近居民的视线，上海锦江饭店在草坪外建起了四层楼房；70年代建北京饭店新楼时，曾因在最高层可以看见中南海内景而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是面向中南海一侧的窗户被封闭，最高三层改为设备层，再为中南海建一排阻挡视线的楼房。
私家院落则按各人的需要构建，但也不得不考虑当务之急，一般人自然不可能圈上大片土地建私家园林，但有时为了安全也不得不筑起高墙厚墙，或者干脆建起城堡、碉楼，或者依靠家族或集体的力量建成围屋、土楼、堡寨。尽管如此，只要有可能，内部还会保留一定的活动空间，形成一个小院。实在不行，也会向空中发展，在屋顶或挑空辟出一块空间。在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空地早已是稀缺资源，但只要有可能，一个小院还是多数人家的梦想。当初英国人将连排式住宅移植到上海租界，也入乡随俗，将在英国应当开放的前后草坪变成屋前一个封闭的小天井，后门外的草坪则只能取消。围墙则因地制宜，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还可兼顾节约和观赏性，于是石、砖、土、木、竹、苇、草、贝壳、荆棘、水都成了建材，甚至完全利用天然条件，私家警卫、护院、警犬等也应运而生。到了近代，铁丝网、电网、红外线探测仪等取代了有形的围墙，在法制严格的国家，一块“PRIVATE”（私有）的提示牌足以挡住外来者的脚步。但悲剧同样会发生，一位日本留学生误入美国居民的院子，因听不懂主人的英语警告，被主人用枪当场击毙。总统克林顿虽然深表同情，却无法改变法院对主人的无罪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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