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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陳魯豫·心相約 》
蒯大富
陳魯豫 Chen Luyu
我無法把眼前這個溫和的人和蒯大富這個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聯繫在一起。
麥當娜拍過一部不知所云的電影“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迫不及待找蘇珊)，除了片名，一無是處，Desperately其實我更想翻成氣急敗壞，像極了我尋找蒯大富的心情，所以拿來一用。
2001年11月，我着手籌備新節目《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們開始挖空心思尋找那些經歷過風風雨雨又幾乎被時間淡忘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我們都想到了蒯大富，那個叱咤風雲的清華學生，文革結束後，一直了無蹤影。
Will Smith未成名時，拍過“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空間)，影片中的一段話讓我頗受震動：“你想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中間環節不會超過6個人。”
看這部電影時，剋林頓正因為萊溫斯基事件而焦頭爛額，我很想采訪他。記得我當時坐在沙發上算了算，如果要找剋林頓，從外交部或大使館入手，中間頂多也就6個人，那樣一想讓我興奮不已。
我知道我能找到蒯大富，果然，同事阿憶表示和蒯相識，可以代為聯絡。我大喜，再一次印證六度空間理論。
一天，阿憶神秘兮兮地問我，是否曾在深圳出席過一個網絡公司的開幕典禮。我想了又想，隱約有記憶。阿憶纔說，蒯的太太就在那間公司，蒯本人當時也在現場，還充當攝影師為我和他太太拍了不少照片。我一聽，少不了一陣感慨，又再逼阿憶，要蒯答應上節目。
11月15日，鳳凰在深圳舉辦演示會，演示會現場，我已打扮完畢，穿着曳地長裙正走嚮後臺。阿憶攔住我，說剛和蒯通過電話，蒯要在深圳和我見一面。由於我當晚必須趕回香港，於是再逼阿憶打電話，讓蒯過來。阿憶撥通電話，一邊和他寒暄，一邊抽空對我說：“他不過來，你和他說吧!”我接過電話，自報了傢門，再請蒯來參加演示會，蒯答應了。
一小時後，蒯到了。他是一個普通的中年男子，微胖，戴大框眼鏡，臉上有着謙和的笑容。我無法把眼前這個溫和的人和蒯大富這個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聯繫在一起。蒯帶來幾本舊相册，裏面有他和毛澤東、周恩來的合影，照片上的蒯瘦削、意氣風發，我覺得自己是在翻看當年的人民畫報。
演示會要開始了，周圍亂哄哄的。我對蒯說：“上我的節目吧!”
他猶豫着：“我現在開着一傢公司，每年交不少的稅，我很怕受到關註。”
時間緊迫，我和蒯相約再通電話詳談。
幾天後，我在北京，蒯打來長途，語氣誠懇，但態度堅定：“再等等吧!”
我是個執著的人，面對蒯，我卻無法執著。那次通話，時間挺長，最後我說：“什麽時候你想說了，告訴我!”
2002年1月5日，我在北京華彬大廈參加中央電視臺《旋轉舞臺》新年音樂會的錄製工作。晚會現場，一個風姿綽約的中年女人走過來握住我的手：“魯豫，我一定要和你打個招呼，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張玉鳳。”
張玉鳳已年過半百，但氣質高貴，美麗依舊。我看人就信直覺，匆匆一面已讓我深深地喜歡上了她。
“謝謝你們還記得我。”她語調溫柔，讓人如沐春風。
“玉鳳大姐，我的節目隨時等着你。”我握着她的手，由衷地說。
尋找蒯大富和張玉鳳的過程，我是迫不及待的。而等待他們，我卻是耐心的。我知道，等待也許是漫長的。
觀衆來信措辭激烈：“你以為你是誰，你憑什麽不停地追問人傢?”我因此而踟躕。
《南方周末》的嚮陽曾經問我：“你在采訪中會像美國的麥剋·華萊士那樣咄咄逼人地提問嗎?”
我當時拼命搖頭：“不可以，在中國絶對不可以。我們中國人比較含蓄，西方人比較直接，對於太尖銳的問題，中國觀衆會覺得不舒服，認為太不留情面了。所以我做《魯豫有約》，一方面要保持個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遠，要顧及觀衆的情緒。有些尖銳的問題該問還是要問，但我會說得比較婉轉。”這是我做《魯豫有約》以來最深切的感受。
嚮陽對我的訪問是在2002年5月，那一陣我正在傢閉門思過，平生第一次對做電視有些意興闌珊，甚至萌生了退休的念頭。
那時《魯豫有約》播出纔5個月，卻已在觀衆和傳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每一期節目的文字都有不少報紙和網站全文轉載，觀衆在網上討論他們感興趣的嘉賓，至於我采訪過的有爭議的人物，各方的評論和報道更是鋪天蓋地。有這麽多的關註着實令我興奮，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
作為一個追問者(這是嚮陽在《南方周末》的報道中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歡)，我的任務是讓被訪者講出他從未對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個故事。有時，我會好奇地打破沙鍋問到底；有時，我會善意地接受一個也許並不真實的回答(觀衆討厭虛假，可有時真實並不美麗，他們未必能接受。至於被訪者，如果不願回答某個問題，一定有他的難言之隱，我完全理解。)而當嘉賓在關鍵問題上閃爍其詞，或者用反問來代替回答的時候，我也會執著地重複我的問題，直到對方的語言或者表情，給出一個真實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場談話的真實狀態呈現出來：有時我的聲音大，語言機智，有時被訪者的回答要遠比我智慧。在長達幾個小時的訪談中，我是追問者，更是聆聽者，而我的嘉賓們在一種尊重、平等、友善的氣氛中將積壓多年的心聲一吐為快。我很滿意我和同事們的作品《魯豫有約》。
但觀衆們的反應卻很復雜。他們喜歡看《魯豫有約》，喜歡節目的真實和人性，衹是對我在個別訪談中的采訪風格不能接受。有的來信言辭激烈：“魯豫，我一直最喜歡你，可今後，我再也不看你的節目了!”
“你以為你是誰?你憑什麽不停地追問人傢?”……
這些反對的聲音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本來就是個認真的人，這下更是不斷地自我反省：“《魯豫有約》是個好節目，但我們的創意和風格是不是稍微超前了點兒?也許我的觀衆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真實的談話節目吧?而一個節目再好，如果觀衆不喜歡，又有什麽用呢?《魯豫有約》還要不要再做下去呢?”
將近一個月，這些問題每天在我腦子裏翻來覆去，我甚至想到了放棄電視。理由有兩個：一、主持人被視作公衆人物，被人議論是很正常的，可惜我不習慣，那衹有另謀高就。
二、我自以為瞭解觀衆，知道他們的需求，可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這對我打擊很大，連觀衆的心態都吃不準，還做什麽電視?
前思後想，衹有一個出路：不幹了。
我的傢人不理解我為什麽痛苦：“你的節目纔播出幾期就引起那麽大的反響，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些批評的聲音很正常，這點心理承受力你還沒有嗎?”
我在采訪中開始有雜念：“我的微笑應該再明顯點吧，否則觀衆會說我挺厲害的；這個問題，最好別問，要不然別人會說我不善良……”2002年4、5月份的幾次采訪，我完全沒有了以往《魯豫有約》的鋒芒。
劉春和樊慶元(劉春是監製、樊是製片人)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敲警鐘：“你有點矯枉過正!好多該問的問題都沒問。”
他們說的我都清楚，可我心理障礙太大。
5月初采訪王軍霞，她和她的老公戰宇特意從瀋陽飛來北京。王軍霞是一個特別爽直、單純的人，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有什麽說什麽，不會藏着掖着的。”可我卻是畏首畏尾。她和馬俊仁之間的恩恩怨怨，我衹字不提，倒是王軍霞坦坦蕩蕩地說起了馬指導。我完全可以接着她的話問下去，讓王軍霞聊聊她們師徒之間的故事。可那時候，我腦子裏又開始鬍思亂想：“‘馬傢軍’的事別說了，馬俊仁和王軍霞都是為國爭光的人，說誰說多了都不合適。觀衆會不答應的!”我和王軍霞聊了一個半小時，談話過程中我用餘光瞟了瞟現場工作人員，大傢都顯得心不在焉。我知道，這是一場失敗的訪問。
樊慶元眼裏不揉沙子：“今天說的太不好聽了，”
我自知理虧，可還是嘴硬：“也衹能說成這樣。”
樊慶元是個比我還較勁的人：“我們去瀋陽，再采訪一次王軍霞。”他這招真狠，徹底把我製住了。
5月7日，國航一架航班在韓國斧山失事，機上122人罹難。我是5月8日一大早從鳳凰資訊臺得知這個消息的，趕緊打電話通知樊慶元，大傢少不了唏噓感嘆一番。可兩個小時後，還是按原計劃從北京坐國航飛機飛往瀋陽。我有些內疚，如果不是我表現失常，一大幫人也不用起個大早再飛趟瀋陽吧!
王軍霞的傢離瀋陽桃仙機場很近，我們的第二次對話就在她的客廳裏進行。也許是傢的氣氛讓王軍霞更放鬆，也許是我的內疚讓我打消了不少顧慮，我總算完成了任務。
現在的我，偶爾在采訪前還是會有顧慮，但我越來越瞭解我的觀衆，我知道，他們希望我鍥而不捨地提問，溫柔敦厚地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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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江文藝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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