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论语》是不是曾子独力完成的呢？而那个最后定稿的曾子弟子又会是谁？我给出的答案是子思。
对于子思的师门问题，近代康有为等人认为子思、孟子师出子游，原因是《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批驳了思孟学派，并将其与子游相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mào 愚昧）儒，嚾嚾（huàn）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文字是批评子思造说而附于孔子之口，文中将子游与仲尼并列，只可说明子游在孔子死后，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支派而已，并不能说明子思和孟子就是师出子游。而且，孟子生卒时间与子思生卒时间没有重叠，孟子并非子思的亲传弟子。所以“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不能说明孟子是子思的弟子，“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也并非指出子思师出子游，此结论乃康有为随意臆测得出，不可征信。康有为之所以架构出“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道统，是想借“子游”道统的权威性诉求他提出的维新政略的权威性，是出于提高“大同”、“小康”学说理论地位的需要。
现代学者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出土的早期儒家言论看，都认同子思的思想受《论语》影响很深。比如子思学说注重情、性的特点，与《先进第十一》篇讲孔子的喜、怒、哀、乐、弹、赞、爱几乎一致，其他如中庸、天命的观点，都难逃《论语》的影子。而且，近代有学者考证《大学》作自子思，我深以为然。
《大学》中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句，若作者是曾子本人，似不可能将自己的话引用为“曾子曰”，若《大学》为曾子门人所记，则文中其他非“曾子曰”的内容，就应该出自该弟子之口。
郭沂在《子思书再探讨――兼论作于子思》一文中提到“明代丰坊曾说家藏魏三字石经《大学》榻本，有虞松《校刻石经表》引贾逵说：‘孔伋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若细读《大学》、《中庸》，确可看出二篇意趣之相通之处，比如慎独、天命、性、诚等的理解，如出一源。不少史料记载，子思作《中庸》原有47篇，《中庸》、《大学》极可能是《中庸》一书的头两篇，经纬之说并非妄谈。又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一说，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斋漫录》等书皆以《大学》为子思作，则其说固不自坊始也。”其中，《三经见圣编》甚至认为《大学》与《中庸》原为一篇，乃《中庸》之后小半。另据冯友兰先生说：“《大学》，……王柏以为系子思作。”这说明，子思作《大学》之说，在宋明时期还是相当流行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曾子》·一卷”时说：“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表达了编辑者对宋人（朱熹）学术之风的鄙视。当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宋以前从未有曾子作《大学》之说，而只有子思作《大学》之说，为什么到宋就一下子就全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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