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入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实的道理上。对于这些道理，许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胸。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性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
五
在中国文坛上，载道文学一向占据着正统的地位，表现人性和自我的作品却遭到排斥与冷落。像袁中郎这样富有个性色彩的可爱的作家，他的作品竟被清朝统治者埋没了将近三百年之久。直到半个世纪前，林语堂、周作人一帮文人，由于性情相近，仿佛是重新发现了他。我现在读到的集子，便是他们当初推出的。有趣的是，林语堂等似乎在较小的规模上重复了同样的命运。他们自己那些崇尚性灵的小品也在中国大陆禁绝多时，直到近些年才开放并且相当地热门了起来。当今的所谓散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作品点燃的。这使我想到，那种追随和注解时代精神的载道文学其实只能得势一时，唯有真正切近人生的好作品才有耐久的生命力，因为时代在变化，而人终归是人。我无意重提人性和文学本质的争论，依我看，这种争论是无聊的，在一种自由的写作和阅读氛围中根本不会存在；只想作为一个读者表达读了好作品的愉快心情。掩卷之时，我默默感谢使我度过了如许愉快时光的袁中郎先生以及把他推荐给我的林语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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