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重心放在宋美龄身上，宋霭龄才是你的主要目标。” “霭龄？” “孔夫人。”他解释道，“我知道很多有关她的事。有很多人可以找。我姨妈就是她的老朋友。她们从小就很熟，后来也一直都保持来往。我要去请教她该怎么作才好。” 邵洵美指的是他的五姨妈盛关颐。位于上海霞飞路1273号（今淮海中路1517号，日本领事馆所在地）的盛家大宅与位于同一条街上的宋公馆应当算是隔邻了。所以两家的子弟时有来往。在宋霭龄的青年时代，盛家是上海滩豪门巨富，而宋家还处于草创阶段。宋霭龄留美归来，一时没找到合适工作，曾到盛家作了盛五小姐的英文家庭教师。两人从此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两家人也一直互有往来。盛家老七盛苹臣就是因为她姐姐的关系，成了孔府的一名谋臣，后来捡到苏浙皖统税局长这样的美差。 主意多行动少的邵洵美，这次一反常态，说干就干，他立刻就去见他的五姨妈。姨妈没在家，不过当他了解到姨妈的去向后，就更有把握了，因为姨妈正是去了香港孔府。”我们得等。”邵洵美说。 这是在中国，所以我耐心地等。姨妈一回家，洵美就带我去见她。我们谈了很久。她是一位美丽的太太，笑容可掬。”我的可爱的姨妈”洵美这样给我引见道。姨妈不能确定孔夫人是否喜欢这样一本书。但她说，总得试试看。我花了些时间向周围的朋友咨询，又从洵美的熟人处拿到些背景材料。我还给那三姐妹各写了一封信。 我分别给她们写不同的信。我想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社交圈。每人的社交圈都可能有与其它两位不同之处。我的信也因之而各各不同。我没收到孙夫人的回信。蒋夫人过了一段时间才从重庆回信。她说虽然她喜欢我这封信的意向，但她真的太忙，无暇顾及那类事情。只有孔夫人被我给她信中的一个理由打动： 我说我要写一本忠于事实的书。孔夫人回信建议我去香港见她。 “好吧，有何不可？”我轻描淡写地道，“我好多年没去过香港了，我们俩就去那地方走走。” “这事有点难。”洵美道，“你性子急，但这事需要耐心。” “我性子急？”我大表惊异，“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耐心。我的耐力空前的深厚，我耐心得都不敢回美国了，因为我没法保有每一个人，所以我动作迟缓。” 洵美笑而不答。 “要是有船我们下星期就去。”我趁势道，“你等等，让我找找看……” “为何不明天就去呢？我们还来得及关门大吉。” “噢不，我可以找人帮忙管事的。”我说着就打了两个电话，洵美只好尴尬地笑。 他们在两个星期后真的成行。一起去香港见宋霭龄。那是1939年6月的事。那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旅行。因为是在战时，海上交通完全没有规律，只能有什么船就上什么船。他们上的是一条小船。途中停停走走，停靠的那些小码头都闻所末闻。船长对大家说这是为了躲避战火。中国游击队经常在那一带海上出没，他们常与日本人发生枪战。而日本人的飞机也时不时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搞不好还扔下几颗炸弹。不过，对于天生向往冒险生活的项美丽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甚至还是一次值得回忆的经历。身为专栏作家的她，把这次经历的片段也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叫《南方之旅》，记叙一艘小渔船怎样遭遇日本飞机的扫射，船主一家四口，包括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儿，只好弃船爬到她们的轮船上，这才死里逃生。 再说，这是她和邵洵美两年来第一次一同出游。自从初恋的日子里他们同游南京以后，他们就很少离开上海，除了1936年的黄山之游，大概就要算那次去浙江看祖坟了。项美丽享受这次旅行，但邵洵美似乎心事重重。不能分享她的快乐。他也许是为留在家里的那一大家子人担心，也许又是为未来的行程忧虑，不管怎样，至少项美丽感觉到了他的烦躁不安： 他抱怨这趟航程一点也不舒服，他一直都闷闷不乐。直到他想起了他祖父当年出使俄国，也在这条航道上走过，才开心了点儿： “他还留下了一本日记，” 洵美说，“回去后我拿给你看。啊，真奇妙！他把每件事都记下来，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俄国人在餐桌上不断地换餐具。他写道：“他们每次都拿来不同的新盘子，造成一阵骚动，可送来的食物则总是不够。” 到了香港，虽然天气大好，阳光灿烂，有很多朋友接待，却无助于提高邵洵美的情绪。《天下》编辑部的那班朋友自是频频来访，邵洵美还有很多老同学都避难在香港，天天都有宴请，他们喝早茶，吃海鲜，到浅水湾开派对……这里的日子跟上海那种愁云惨雾的沦陷区气氛相比简直天上地下，大家都劝邵洵美把家搬到香港来。但他还是一反常态，紧锁愁眉，闷闷不乐。有一天，当项美丽单独接受一群英国朋友的邀请之后，他终于发作了： “这班英国佬真把我惹火了!”他愤怒地道，“看看这个莫里斯，他竟然请你一个人星期天跟他去郊区散步。” “但──你不肯散步，你总是说你腿不好，不肯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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