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只把责任归结到崇祯皇帝的头上，而不去追究这些大臣们的死因，也没有认识到崇祯皇帝在对待大臣的生死上，是要经过与文官大臣们商榷的。以史实来看，是不是王洽、袁崇焕等人在军事上就没有存在错误，难道他们与最后产生的重大后果真的拖得开干系？至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当时，朝廷内的文官大臣们个个将矛头指向他们。在那时，一直宣称要赏罚分明的崇祯皇帝，又可以怎样处理呢？崇祯皇帝曾在审理别的案件时说过："此国家法，朕不得私"。从这话中也能看出，惩治臣民并不只是出于皇帝的个人喜好那么简单。
崇祯十一年（1638年），当时农民起义正轰轰烈烈，崇祯皇帝所重用的杨嗣昌极力推荐陈新甲为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崇祯皇帝欣然同意，并命陈新甲协御清兵。当时，杨嗣昌与陈新甲皆有家丧，被人指责不守丧，崇祯皇帝以国事为重，将弹劾陈新甲等人的官员进行惩治。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皇帝破格升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同年，已经建立大清国的皇太极再次发兵明朝，决定采取先攻取锦州，再夺山海关，最后直入北京的战略。随后，清兵包围了锦州，面临边关告急，崇祯皇帝急忙派洪承酬前往锦州救援。
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酬率八总兵，领十几万军队集结宁远。起初，洪承畴认为不应该贸然出兵，应该持重缓进，步步逼近锦州清兵，且战且守。对于洪承畴的建议，崇祯皇帝是表示赞同的。但是，陈新甲则不这么认为，作为兵部尚书，他坚持要求兵分四路向清兵发起夹攻，强力鼓催主动出击、速战速决。眼看洪承畴忙于布阵，陈新甲急忙派人去游说，并亲自写信给洪承畴，试图激他出兵。陈新甲给洪承畴的信中，提到洪承畴长期出兵在外，已经消耗不少军饷，却迟迟仍没有解决锦州之围，还进一步分析了战势，暗示洪承畴应该权衡利弊，尽快出兵。看完这封信后，洪承畴逐渐动摇了打持久战的决心，加上旁人的游说，他终于决定出兵，进师松山。
皇太极听说洪承畴出兵，便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援助清兵，并当机立断，率先切断了明军的粮道。洪承畴贸然出兵，本来就准备不足，见粮道被切断，手下士兵们更是丧失了斗志。粮食问题越来越紧迫，洪承畴手下的诸将索性不等军令，纷纷率兵逃跑，试图前往宁远就粮。见明军乱了阵脚，清军趁机围追堵截，将这些逃窜的明军杀的杀，斩的斩，一时之间，明朝十几万雄师土崩瓦解。更可悲的是，洪承畴围困于松山之后，剩余的属下部将还出现了自相残杀的现象，这些余部不战而溃了。不久后，洪承畴兵败降清。
此时的崇祯皇帝自然心急如焚，当洪承畴兵败松山，锦州失守的时候，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也愈演愈烈。经过深思之后，崇祯皇帝决定与清兵议和，秘密派陈新甲前去与清兵和谈。本来崇祯皇帝在松山一战上没有惩罚陈新甲，不料在和谈一事上，陈新甲再次犯错。陈新甲不小心将崇祯皇帝命他议和的消息泄漏了出去，造成朝廷内外舆论四起，让和谈一事化为泡影，崇祯皇帝怒不可遏。
在命陈新甲前去与清兵议和的时候，崇祯皇帝就三令五申地叫他办事要谨慎、保密，绝对不能让外臣，尤其是不能让文官们知道，如果让这些人知道，那和谈肯定就没有希望了。陈新甲当着崇祯的面唯唯诺诺，结果却将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意放在桌上，以致后来这封绝密信件被误以为《塘报》而被抄送到各个政府部门，最终引起了一片哗然。陈新甲作为一个兵部尚书，权力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绝密文件的保密问题都做不好，能不被治罪吗？更何况在松山一战上，他就难逃其责。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在大臣们以及刑部没有反对，甚至有大臣上书陈新甲非杀不可的情况下，崇祯皇帝将陈新甲下狱，于九月将他斩于市。在松山和锦州的问题上，陈新甲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责任要明显大过洪承畴和崇祯皇帝，单从泄漏国家机密这一点上，陈新甲就是罪不可恕。不杀陈新甲的话，军心难定，人心难服，人人可以视国家机密为儿戏，作为一国之君，还有什么威严所在呢？ 王洽、袁崇焕以及陈新甲，虽不能说他们是死有余辜，但是他们的死却也是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在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人物首先应该统管兵部的尚书，阵前的将领、统帅。就拿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及前线统帅洪承畴的锦州、松山战事为例。事实上，一开始，崇祯皇帝就认同洪承畴的作战方针，而在陈新甲的再三催促下，洪承畴意志不坚，最终还是决定贸然出兵。既然兵部尚书和前方统帅都意见一致，那崇祯皇帝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当然，不能仅凭这点就说崇祯皇帝没有责任，但是人们不分轻重就肆意夸大，甚至将他称为喜欢滥杀大臣的皇帝，似乎这点对于崇祯而言就有失公允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自杀或者病死的大臣，把他们的死全都归结在崇祯皇帝身上，同样是言过其实的。决定一个大臣的生死，往往不是皇帝说了就算的，文官和大臣们，以及摆在明朝的法律，都是不能忽略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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