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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 》 我是湖南人 》
第57節:一身存亡,國運所關(2)
王紀卿 Wang Jiqing
這位三十二歲的湖南政治傢沒有當場死去。他被送到醫院裏,臨終前還在說着夢話:要促使袁世凱竭力保障民權,使國會確立不可變更的憲法。
宋教仁逝世時是那麽年輕,但他的名字在中國史上怎麽也甩不掉。他的名字和中國人爭取民主的鬥爭劃上了等號。無論是支持民主還是反對民主的人,都繞不開這個名字。在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他所掀起的民主旋風,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綫。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是中國民主化步履艱難、充滿痛苦血腥的開端。袁世凱和宋教仁分別成為中國的象徵,袁世凱代表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專製勢力,宋教仁則代表中國人近代以來對以民主為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的追求。
年輕的宋教仁挾着辛亥革命的風雷,在民國初年的歷史舞臺上,響亮地發出民主宣言。從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從組織國民黨到大選獲勝,他努力催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的春天。他提出:“我們要在國會裏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宋教仁為探索全新的政治制度而奮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對中國憲政民主的貢獻永載史册。他的死亡,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曾為之感到痛苦不安。他在民初的政壇上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這一點,也許是人們和袁世凱唯一的共識。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聯合五黨組成國民黨,熟悉他的人說他“頭腦明細,手段靈敏”,袁世凱支持的共和黨無法與之匹敵。宋教仁鼓吹責任內閣、政黨內閣,他認為:“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他在政治上表現出倔強的進取精神,又有極強的活動能力和豐富的憲政知識。譚人風一語道破他的作用:“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這樣一個人物,對袁世凱構成最大的威脅。宋教仁辭去農林總長後,袁世凱極力籠絡他,用官位引誘他,他不買賬;用金錢收買他,他也拒收。他每天奔走於各政黨之間,發表政見,希望以政治策略,有次序地改革一切弊政,在當時獲得很大的聲望。
袁世凱許給宋教仁的官位,是總理的高位,劉揆一和範源濂等人出面力勸他就任。孫中山、黃興和唐紹儀等人也勸他接受。但他堅持政黨內閣的主張,所以堅辭不就。
袁世凱送他西裝,連尺碼都吻合他的身材,還送給他一本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讓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衹取了二三百元,離京南下前夕,讓趙秉鈞將支票本交還袁世凱,還留下一封信表示謝意:
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原。
這就是宋教仁。雖然譚人風說他“英而不雄”,但他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袁世凱拿出任何東西都無法收買他。他和黃興、蔡鍔一樣,有熱烈的理想,不稀罕高官厚祿。他是個“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凱那一套製人術,對他就像對蔡鍔一樣,根本不起作用。袁世凱便萌生了從肉體上把他消滅的念頭。
在隨後舉行的國會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宋教仁沿江東下,從長沙、武漢、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他在演說中批評袁世凱政府,闡述憲政理想,言論風采,傾動一時。這樣一來,袁世凱就把除掉他的念頭變成了决心。
宋教仁這時已是衆望所歸。如果他到了北京,根據約法組織內閣,是任何力量都沒法阻止的。因此他遊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就有這樣的詩句:“徐尋屈麯徑,競上最高峰。”“海門潮正涌,我欲輓強弓。”雖然是寫景,抒發的卻是他胸中的抱負。那時候,大選獲勝,他組織政黨內閣,製約袁世凱,實現民主的時光,已經指日可待,所以這些詩句中洋溢着勝利者的喜悅。
宋教仁在武漢時,譚人風曾告誡他:“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譚人風還告訴他,有秘密報告說,會黨頭目應夔丞在北京與政府做交易,領有巨款,要他加強戒備。但宋教仁認為是“杯弓蛇影之事”。
宋教仁到了上海,陳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殺。他狂笑說:“衹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裏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註意安全,他都以為是過慮。3月20日,他動身北上那天,到《民立報》和記者徐血兒話別,徐血兒請他慎重防備,他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傢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並力赴之。”
他不相信有陷阱,但陷阱早已布下。他的生命在到達一個頂峰時即將消逝。時代的潮流把三十二歲的宋教仁無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風口浪尖。他衹是一介平民,卻成為萬民矚目的人物。袁世凱不殺他,就衹能接受監督和約束。但袁世凱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製約,於是除了暗殺,他找不到另外的辦法讓自己的野心得逞。宋教仁衹有為他的憲政理想付出年輕的生命了。
罪惡的槍聲打響了。宋教仁倒下了,卻沒有放棄理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國專製力量,實在認識有限。“中山與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衹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藉着‘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宋教仁死了,民國初年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他的死,導致了國民黨的瓦解。國民黨在他離世後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馭局面的健將,很快在袁世凱的利誘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黨則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合併成了進步黨,成為國會的重心。中國第一次憲政民主的嘗試,到此已徹底破産。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會兩樣。因此,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國運所關。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徹底决裂,引發了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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