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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 1978歷史不再徘徊 》
第57節:第四章 一步一回頭(8)
凌志軍 Ling Zhijun
對於那些終於擺脫屈辱重蹈政治舞臺的老人們,說"第二次解放"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多少年來大傢第一次發出了由衷的笑聲,鄧小平也以勝利者的微笑來接受大傢的祝賀,不過,他可不是那麽容易就能放下心來的。這倒不是因為他經歷的風波太多,以至今天還在擔心天有不測風雲。他是熟諳政治輿論的行傢裏手,知道民心的價值。表面的輿論常常不能說明真相。兩年又八個月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輿論也是一夜之間鋪天蓋地,舉國高喊"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把'批鄧'進行到底"。這件事給予鄧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會相信那是民心。報紙叫作"黨的喉舌",其實黨是由人組成,因而報紙衹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幾天前,他在中央全會上曾尖銳地說,在共産黨內,大傢衹能奉命行事,什麽問題也不用思考。不講原則,說話看"來頭"、看"風嚮","隨風倒"的現象已經多起來。(參見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结一致嚮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頁。)過去是隨毛澤東的"風"。現在,輪到他鄧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對這種現象抱有高度警惕。問題不在於人們表面上說什麽話和敲什麽鑼,而在於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剛過,省委書記們便用自己的言論把報紙的頭版占去了大半。農業以及農村的問題乃是必須要說的話題。安徽鄉下有些地方本已經悄悄地把田分開,這時候卻看到了全會决議上的"不許包産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看來他們的行動大有越軌之嫌,這時候衹好先避開短兵相接的搏鬥,采取遠兜遠繞的迂回戰術。歷時十五天的省委會議宣佈了自己的方針:"在建立健全責任製的問題上,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辦法要再多一些。"它還說:"生産隊願意采用什麽辦法,應由群衆民主討論决定。"等於是說,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這一條是算數的,但這"不許"、那"不許"可不一定算數。(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報》。)青海省的領導一下子沒有看出此中奧妙,卻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省委機關報發表了一篇不痛不癢的社論,說"在我黨的歷史上,每逢歷史性的轉變關頭,都會伴隨着全黨的學習運動"(1979年1月5日《青海日報》。)。鄰近的甘肅省,報紙也在早幾天發表了社論,說政治要保護經濟,階級鬥爭必須同排除阻礙生産力發展的障礙聯繫起來。(1979年1月2日《甘肅日報》。)趙紫陽這時還未進京,還在四川省當他的省委第一書記。他雖未像萬裏那樣在農村發起對人民公社的挑戰,但他明顯地對華國鋒的失勢與鄧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絲要在鄧的道路上大展宏圖的情緒。他在四川省委會議上報告:"從總體上說,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已經掃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報》。)這話的大膽之處在於,當公開的輿論還把華國鋒看作黨的中心時,趙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邊了。遼寧的任仲夷也是數十位省委書記裏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幾個月前,當"真理標準"的爭論雙方還勝負未卜的時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對"凡是派"的立場,這是中國官場上極少見的勇氣,可是這時他還是沒有敢直面"包産到戶"。他的辦法是把精力集中於闡述較少爭論的問題,他告誡下級:"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必須抓住一個中心,就是工作着重點的轉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報》。)。這話現在已經不會再有風險,因為即使是華國鋒也不會反對這個話題,衹不過,華的"轉移"與鄧的"轉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輿論繞來繞去還是在外圍徘徊,《安徽日報》似乎有些不耐煩了,它發出進一步的暗示,說"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土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塊水面沒有利用起來,社員和幹部就要睡不着覺"(李剋文:《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見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報》。)。這裏面主張"包産到戶"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會聞得出來。可是多數省區要麽是真糊塗,要麽是太聰明。整整一個月裏,沒有人出來呼應安徽的聲音。到了1月下旬,終於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陝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聲音,而是相反。23日,陝西省省委會議决定:"必須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剛剛進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總理在這次會上講了同樣的話,(1979年1月3日《陝西日報》。)這使得陝西的理直氣壯看上去大有來頭。江蘇省在東部,與陝西有遙遙數千裏之隔,現在卻决定與陝西異口同聲,省委書記許傢屯雖然說要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可是又說:"試行責任到組聯繫産量有奬有賠辦法,進行比較,但不要急於全面推開。大農具不能分,更不能包産到戶,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要堅决糾正過來。"(1979年2月19日《新華日報》。)這大致是重複了會議的文件。這一來,不少省委書記都記起三中全會上的這一句話,於是全都照方抓藥,包括雲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這是一種無論什麽風吹浪打都不會翻船的辦法。看來堅守在人民公社陣營裏的力量仍占有絶對的優勢。四川這時也許有一點猶豫。私下裏,趙紫陽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問,幹部最大的思想障礙是什麽?大傢說,最突出的是"恐右癥"。這種思路要是延續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軍了。果然,會議發表的决定給了農民一個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說:"各種辦法都可以進行試驗。"不過,趙還是沒有勇氣拆除最後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産到戶,不搞分田單幹"(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廣東省的習仲勳再次仗義直言,衹是略施小計。他們說,衹要不分田單幹,各種不同的辦法都應當允許。(1979年2月7日《人民日報》。)他們的小計謀是故意不提"不許包産到戶"。既不禁止,農民也就可以實行;可是他又沒有允許,一旦有失,作為一省之領導,還大有退卻的餘地。另外一些省委書記一定意識到這裏面事關重大,所以與其打一場無準備之仗,不如行兵傢避實就虛的策略。內蒙古的周惠說,內蒙古的"關鍵是解决好遺留問題,配備好領導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報》。)。山西省還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書記王謙說:"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山西是堅持學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報》。)湖南的書記毛致用也學着山西的話,一句也不提生産責任製,衹是說湖南"要繼續堅持學習大寨的基本經驗",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發表這個講話時,竟把這一句話全部刪去,令毛書記大為緊張了一陣。(見1979年6月5日《湖南日報》和6月19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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