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同上海朋友聊天，我问上海话中骂人骂得最狠的是什么，他略一沉吟，缓缓道出三个字：乡下人。并解释说乡下人不专指地域或出身意义上的乡下人，若某人少见识欠修养，即使世居外滩，也可称之为乡下人。我听了，心想国人中到底上海人文化素质高，骂人都骂得较为斯文。若是齐鲁燕赵辽东，同样的意思就成了乡下佬、乡巴佬、老土、老屯、土老帽儿，甚至土老鳖，听了多叫人憋气。
乡下无疑指农村，乡下人即农村人。但在我的感觉中，二者又大有区别。“乡下”似乎很文学很温馨很撩人情思。提起乡下或乡间，脑海中很容易浮现出祖母的皱纹、房后的杏花、村头老柳树下的轱辘井、弥散在夕晖中的袅袅炊烟……而“农村”则往往同贫穷落后连在一起。尤其当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险”——“三农”问题足可令人闻风丧胆。
按理，中国的城里人无论如何都不该奚落乡下人。因为绝大部分城里人都来自乡下的某块田野，不少西装革履的工商精英和风流倜傥的社会名流脚上都曾沾有牛屎。况且历史上农民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农乃百业之首。“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娶年轻貌美的村姑当老婆绝非易事，只好讨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半老徐娘为妻，远远没有如今某些大款又是小秘又是二奶快活。翻开史书，农家子弟出入将相彪炳千古者比比皆是。我总怀疑农民政治地位的沦落始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一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使乡下人一辈子忍辱负重大气不敢出，经济上除了交税纳贡也似乎大凡好事都不沾边。
这么着，来日本后我就较为留意这边的情形。首先留意的是其乡下人的社会地位。古时日本的乡下人不如中国。日本引进了中国的种种制度，惟独科举和宦官制度拒之门外。因此历史上日本一无阉党之乱的政治烦恼二无范进中举的乡里欢欣。朝廷幕府官职基本世袭，无“学而优则仕”一说，范进们再苦读也中不了什么，生在乡下就只能在乡下滚爬，不被武士试刀时一刀砍了脑袋就算不错了。可如今不同。如今乡下农民人数在总人口中虽已降至5%，但其政治能量足以干涉“朝政”——通过“农林族”国会议员左右国家政策。日本大米关税率高达490%，甚至发誓“一粒米也不进口”。为什么呢？因为“一粒米一张票”，农民手里攥着国会大选时的5%选票。这5%可小瞧不得，颇有影响的日本共产党的铁杆支持者才2%左右，再大些的政党有5%支持率也该弹冠相庆了。而乡下这5%是执政的自民党旱涝保收的“票田”，一投就是五六百万张，足可左右部分国会议员的沉浮进而影响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自民党对乡下人一直笑脸相迎小心侍候，根本不敢吹胡子瞪眼，同时赏以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 不是名目繁多的税收和“乱摊派” ）。乡下人的社会地位焉能不高？
其次留意的自然是生活景况。具体收入我不晓得，但看他们住的房子，我猜想肯定比城里人活得四肢舒展。我去过几位日本教授家，也去过国家公务员家做客，均属“中流”以上家庭。但住房面积都不宽敞。卧室多大我没窥看，而客厅一般都摆不下像样的沙发，书房更是小得转不开身。以致我暗暗幸灾乐祸：还是咱们社会主义制度好嘛，学问如何另当别论，至少我的书房可以背着手作沉思状来回踱步，房钱又没花几个。然而跟日本的乡下人就绝对比不得。中国乡间，村长村支书的房子一般是全村最好的，以这个标准衡量，日本普通农民的房子至少不在乡长甚至县长大人之下。绝大多数是二层楼，颜色或青灰或粉白或嫩黄，样式或传统或西洋或和洋结合，足可同青岛东部海滨的别墅或广州二沙头“高尚住宅区”里的独门小楼相媲美抑或过之。大门旁停的小汽车少则一辆多则三四辆，院里花草拥径，彩蝶翩翩，猫懒洋洋眯着眼睛晒太阳；院外一畦青葱，半亩瓜豆，几株柿树，数架葡萄，好一派和平气象。每次路过我都羡慕不已，两眼直勾勾看着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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