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在1985年5月成立"早纸委员会"之后，第一个月确是达到了在早上五点出纸的目标，可是在以后的三个半月内，近四成的日子，并不能在早上五点出纸。金庸更认为，"《明报》各部门现时工作态度相当散漫，迟到早退，工作时写私人稿件或做私务，大大影响日报工作，大家要好好检讨"。
为了达到早出纸的目的，金庸于1986年聘用晚报总编辑兼总经理王世瑜出任日报总编辑。金庸认为，王世瑜工作有魄力，而潘粤生出任日报总编辑多年，仍然不能令《明报》早出纸。
报纸要准时出版，涉及多个生产环节，在实际运作上，生产部门如字房、机房、贴版部等，归经理部管辖，又非总编辑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于是在1988年8月，成立了以社长室牵头的经理部与编辑部的每周碰头会，会议定名为"经编两部联络会议"。会议秘书兼召集人由社长室主任出任。
为了加强控制制作流程及程序，经理部设计出"《明报》印刷时间表"，列出各部门应在哪一个时间完成工作，又纪录每一个程序实际完成工作的时间，这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检查下来，就可以知道，拖慢生产流程的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生的。
1989年，为了达到早上三点三十分印出最后一轮新闻纸，让新界区区头可以早取纸，又颁布了"生产程序时间表"：
报社坚决要求要闻版大版也要在凌晨一点四十五分由编辑部签好交回电脑部，这意味着凌晨一时以后所发生的新闻，基本上都不能在当天见报。编辑部员工对此颇有微言，金庸对早出纸，却是非常坚决的。在一次行政委员会的讨论上，经理部指责编辑部经常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内交货，而总编辑则表示新闻不能不要。金庸在该次会议纪录上批示："是否有早纸，通常是能否起纸或维持不跌的关键。一般而言，早纸比争取新闻的完备重要。当然争取新闻也绝对重要，这是两者比较而言，而且新闻永远做不完，迟两个钟头出纸，又有新闻了。" （1991年6月13日行政委员会会议）"为等新闻而迟出纸，证明乃是下策。"（1992年8月6日行政委员会会议）金庸的批示，是根据他办报多年的经验，尤其是《明报》创刊初期的经验说明，能够早点出版，就能多销一些。在现在印刷设备充裕、发行条件优越的条件之下，"早纸"与"等新闻"的矛盾，已经没有那么尖锐了。报社可以依据新闻的发展，在一日的不同时间内，连续出版不同的版本，如1997年初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香港报纸一天内就有不同时间出版的版本，以达到抢新闻的效果。
阻碍报社发展的一个致命对手，就是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踏入八十年代，各种生产成本上涨，报纸零售价也大幅度增加。《明报》创刊时卖一角，1974年一年内报纸售价由一角两度调升至三角，1980年11月由三角调升至五角，1981年由五角调升至八角，到了1991年10月1日再加至三元。根据香港报业公会纪录，报价由1988年11月1日二元增加至五元，历次加价日期如下：
每一次加价，对报纸的销量，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明报》亦一如其他报章一样，在每次香港报业公会通过统一加价之前，必定增加副刊内容，希望令读者有物有所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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