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正当沈从文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时，“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他为了家人，决定接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等人的劝说，留下来迎接解放。但面对历史的巨变，他的“心境是惶然的”。随着北大校园教学楼上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业已惶然的心境，陷入了灵魂的迷乱之中，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第123页。。
北京解放初期，张兆和与两个孩子对历史巨变的态度，和他迥然不同。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革命教育，两个孩子在学校积极要求进步，而沈从文面对郭沫若“揣摩上面的意图”转引自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对己昔日低评指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一再地指责他的“创作是失败了”，他“一点不适宜于小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也认为郭沫若“创作方面无多大成就的”。参见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隐恨的恐惧，惶惶不可终日。无法守护自己文学理想的苦痛、朋友的疏离与冷落，特别是张兆和与两个儿子的不理解，使他倍感孤独，大脑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被人抛弃和隔离的阴霾。他在给他的“小妈妈”他对妻子的昵称，笔者注。的来信中批语道：“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同注①，第152页。“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同上书，第154页。他在这种自我加压中万念俱焚，一度精神失常。先后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用剃刀割破颈子、喝煤油，以求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经过了8个月1949年1月至1949年9月。时间痛定思痛的“思想斗争”，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帮助、支持和改造下，沈从文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无知”和“渺小”，终于“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同注①，第163页。他内心“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静谧而回复本性”。灵魂的涅槃，更需妻子的理解。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从文家书》，第164页。
沈从文康复后，进入中央革命大学政治学院学习。10个月的思想改造，使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同上书，第433页。学习结束后，沈从文跟随工作组到四川内江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改工作。在《从文家书·川行书简》中，还记载了他从“土地还家”的历史变动中，产生了创作以妻子的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欲望。1960年6月和9月，患有高血压的沈从文两次到河北宣化，向张鼎和的亲人搜集素材，并写下了“七万字左右”的“大事记”和故事的“大架子”同上书，第304～308页。，遗憾的是，这个创作计划未能付之实现。从四川回来后，沈从文的工作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沈从文的改行，是他的“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第123页。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无奈选择，于他而言，也是“一条退路”同上书，第124页。。
沈从文为人低调，不愿张扬，不求名不求利，加上待人谦逊、随和，容易让人接近。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由一个文学家而成为文物研究专家。先后出版了《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和《龙凤艺术》等学术著作，特别是为人所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国公认的服饰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文革”中，他为此先受侮辱，被罚打扫女厕所；后遭流放，房子被占，夫妻分居两地。沈从文毫无怨尤，在自己的“飞地”里，继续从事着古代文物的发掘和研究。1978年夏，荒芜有感于此，写下五首七言绝句相赠，其中第五首写道：“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并进中，夜从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后来，还是在老同学胡乔木的过问下，他和张兆和的“鹊桥”始才撤出，夫妻俩的处境才有所改善。1981年9月，由周恩来生前提议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历时16年之后，总算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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