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四棵樹   》 第56節：何處在涌泉      劉心武 Liu Xinwu

　　何處在涌泉
　　那天應中央電視臺10 頻道邀請去錄一個節目，錄完正往大院門口走去，忽 然聽見有人在身後叫我，扭頭定睛一看，驚呼熱中腸，是久違了的𠔌文娟大姐。 她說：“我從背影上就斷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時，她笑說：“老了老了……” 她的笑容像當年一樣總帶有些揶揄的味道，頭微微晃動着，我不忍心說我覺得她 變矮了，低頭望着她衹是傻笑。10頻道“緑色空間”在𠔌大姐愛人他們單位的 招待所裏租屋搭棚錄像，𠔌大姐他們宿舍也在那個大院裏，正好下樓散步，我們 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訴𠔌大姐已到耳順之年，她眉毛聳動，大概是在推算我們當年認識的時 候我纔多少歲，也許是同時意識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時纔多少歲，就爽朗地說：“我 今年七十三了，早退下來啦！”我們心裏都掀起了往事的煙雲波濤，卻一時不知 從何說起。我衹說了句：“當年你對我是有恩的……”她也沒謙詞，仍是一臉燦 爛的笑。看得出她在為我高興。僅僅因為我仍在繼續二十四年前開始的事業，沒 有停歇，她就為我高興。她的這份高興，實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與𠔌大姐的這次邂逅，引出我許多的回憶，以及復雜的思緒。 二十四年前，即1978 年，那是個歷史轉硬彎的年頭。我在1977 年11 月發 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又在1978 年春天發表了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和《醒 來吧，弟弟》。雜志負責人和編輯對這些作品的出世當然起着關鍵的作用，但作 品的推廣，還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就是電臺的廣播。那時候我那些作品，以 及另外一些作傢的作品，如盧新華的《傷痕》，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陳國凱 的《我應該怎麽辦》等等，被稱為“傷痕文學”，是有爭議的；鄧小平同志復出以前， 當時最高領導人還在強調“兩個凡是”，從理論領域到文學領域，思想解放的潮 流屢遭阻擋，那時的文學雜志報紙副刊刊登那樣的作品，特別是電臺文藝部將其 朗讀或改編為廣播劇，都還要承擔一定風險，必須以膽識和銳氣，熱情甚至激情， 才能迅速地將其發表播出。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𠔌文娟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文藝部的編輯，連續編錄了我的《班主任》《醒來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傢 的作品，使當時還不能及時看到報刊的人們，特別是還在農村插隊或在邊疆生産 建設兵團的年輕人，從電波裏一下子聽到了跟“四人幫”那時候完全不同的聲音， 以至於印象深刻到終身難忘的程度。有的那樣的聽衆，後來見到我，跟我細說當 時情況。那時農村裏安裝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頭的電綫桿上也有。在“四人幫” 倒臺以前，那些高音喇叭裏充斥着諸如“批孔”“批鄧”的肅殺之聲，1977年裏 的聲音裏雖然多了批判“四人幫”的內容，卻仍在肯定“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那時時興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調至最大，傳出的聲浪在廣袤的田野上滾動彌散，遇 到丘陵山𠔌還會發出轟隆的回音，透過聽覺給人心靈的震撼是無可逭逃的。因 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們從那高音喇叭裏聽到了𠔌文娟等編錄的節目， 內容上對“文革”發出了質疑，宣佈了愛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樂裏出現了 貝多芬的《命運》旋律，又有輕柔的絮語與抒情的琴音，這讓在田野中的他們驚 奇、驚喜，“世道要變了”，他們也因之釋放出了求變履新的青春情懷。在這樣的 田野聆聽裏，他們感受到被啓蒙的喜悅與激動。於是他們記住了那些作品與作者 的名字。許多這樣的青年是先聽到廣播，再去找報刊書籍閱讀相應文字的。到了 現在，有的文學史傢可以說那還不是文學，有的批評傢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 幼稚，我們自己也可以真誠謙虛地一再地申明那時候實在還沒有真正邁進文學的 門檻，但是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那時因為時 代機遇，思想潮流，文學復蘇，加以有這樣的廣播托舉而名噪一時，紛紛涌進文壇， 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雖然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各有各的浮沉哀樂，但這 一事實，無論回憶起來時是自豪還是赧顔，都已嵌在了歷史年輪裏，不可更改。 1978 年年底，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改革開放大勢初定， 文學的潮流急速奔騰，雖然爭論不斷，風波不少，但人們心態越來越樂觀勇進， 那時被𠔌文娟改編錄製的廣播劇可以說是播一出紅一出，作品因此廣為流佈，文 學評奬活動中，也就成為了一張無形的巨大選票，作品因此獲奬，作傢因此得福， 不是中國作協會員的可望立即入會，有機會被派出國訪問，所在地甚至有奬勵住 房的。記得那時一些作傢見到𠔌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該怎麽親近她纔好，還 曾有人私下裏來問我：“究竟怎麽着才能讓𠔌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編播出）呢？” 在那時經常是由馮牧等作傢協會領導主持的活動中，我就看到有人指着𠔌文娟背 影跟旁邊的人小聲說：“那就是她……”仿佛見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 年以後，大概是因為新電影漸漸多了起來，而且大多是由新 小說改編的；電視機開始普及，電視劇也開始活躍，許多電視劇也都取材於小說； 廣播劇在這種情況下就漸漸不那麽稀罕了。於是文學界對𠔌文娟的粘糊，似乎也 就逐步地變成了疏離。到1985 年以後，許多新銳作傢已經不清楚𠔌文娟是何許 人也。我自己也顧不上和𠔌文娟保持聯繫，她究竟還在改編錄製些什麽廣播劇， 不清楚也不想去收聽了。 時過境遷，世態炎涼，這些詞語我們用濫了，但真正錐心地體會到這些字眼 裏的人生況味，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不是我們太遲鈍，倒也許是太聰明了。文學 史傢稱為是“新時期文學”的那個階段裏，對推動那時的文學復蘇、發展作出貢 獻的新聞界人士，是頗多的。我記得的就還有中國新聞社的記者甄慶如（現在他 使用甄誠的筆名），他有時一天裏嚮海外發出數篇關於中國文學復興的報道，像 巴金的言論，艾青的新詩，丁玲的復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國作協創辦全國優秀 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奬項，劫後的第一個作傢代表團的出訪，等等，這些消息都 馬上被港、臺及世界各處的華文報紙搶着采用。還有新華社的女記者郭玲春，她 寫報道總願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體，還寫了很不少有深度的專訪。電臺方面的人 士也絶非𠔌文娟一個。我知道的就還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青 年節目裏，播出了很不少的新小說，我的《愛情的位置》《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 就是他組織的，他能請到像董行佶那樣的能以聲音塑造人物的藝術傢來擔綱朗誦， 使這些小說在群衆中的流佈更如清溪般暢快致遠。那時候絶無“紅包”現象，也 還沒有“炒作”一說，這些人士盡全力宣傳新作品新作傢是出於高度的工作責任 心，更是出於由衷的呵護熱情，他們使許多我這樣的人名利雙收，自己卻名利雙無。 隨着歲月推移，他們與紅火的“知名作傢”的距離漸行漸遠。後來很少有人再憶 念這些人這些事。記得上世紀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談，我提起了這幾個人，有的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們是誰，這倒不算什麽，可是就有知道的講起其中某某的軼 事趣聞，涉及私生活，多為尷尬事，邊說邊笑，大為不屑。即便其所說的全非謠言， 也無傷大雅，但自己名利雙收，周遊列國，甚或還有了官職榮銜，對人傢“不過 還是那麽個角色”，甚或改換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種態度，毋乃有失厚道乎？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這是我們背得爛熟的古訓。因為沒有什麽新意， 不能為詭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衹喜歡顛覆風格的讀者嗤鼻，有的作 傢已經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們的雙腳，難道應當從這樣的道德基石上挪開嗎？ 檢討我自己，也很慚愧。記得1988 年我在雜志主編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𠔌文 娟從美國的來信，說她隨在駐美機構工作的愛人暫住美國，希望我們能給她按期 寄雜志，我就此事與管財務的副主編商量，都感覺到如果按期給她寄贈，那麽相 應地就該給另外的許多海外人士寄贈，初步拉了拉名單，因為郵費很貴，單位經 費有限，算起來實在吃不消，也就嘆氣作罷。現在捫心自問，怎麽就不能由我個 人自費給她按期郵寄呢？不承認是捨不得錢，那麽，承認不承認是捨不得時間和 精力？更應該承認的，是心裏面已經不那麽看重她，過了河了，她也不是橋了， 自己日理萬機，國內海外，要應付的人際絲縷紛亂，對她僅存一份淡淡的憶念， 似乎也就仁至義盡了。 回顧這二十四年的寫作歷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 真涌泉相報了嗎？也許衹有一例，那就是馮牧仙逝後，在他傢中的遺像前，我獻 上自己一幅水彩畫後，着實發自肺腑地飛淚嚎啕。其實我後來在文學觀念上與馮 牧已經疏離甚至有所齟齬，但我的登上文壇，他實為第一扶植者，這是永遠不能 忘懷，也永遠不該諱言的。 細想起來，真要履踐以涌泉去報滴水之恩，恐怕也實在很難。滴水算起來總 不會很少，自己又哪有那麽多泉眼可供噴涌呢？環顧人世，熙熙攘攘，營營苟苟， 恩將仇報的事情不少，何處在涌泉報恩？那樣的風景實不多見。但與𠔌大姐的邂 逅，畢竟牽出了這許多的思緒，像滴滴清露，還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別時，我 們都沒有詢問記錄對方的電話號碼，偶然相遇，比着意聯繫，似乎更有淡如水的 君子意趣，也許，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終於相忘於江湖，更是真實 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實的人性吧。
　　2002年4月26日 緑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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