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巴金高兴的事情不止这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小说《家》后不久，有关部门又允许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国外出版发行。当他提起笔来为法译本《家》写序的时候，巴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去年十月当《上海文学》复刊的时候，编辑部主动向老人约稿，这时他决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拿去发表。这是他从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轻易出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中，精心提练出来的一部情节。应该说这篇〈〈杨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说创作中最为满意的一篇。当然，巴金希望的并不是它在文坛上引起什么的轰动，而是想圆他自己多年的一个梦！他总是认为自己欠了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们的一个债，当然是文债！现在老人总算还上了！
巴金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巴金又坐在了大会的主席台上，当巴金的电视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竟然一片欢呼：
“巴金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你们看，巴金老人还象从前那样精神，他没有老，只是头发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开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除恶务尽》的发言。为篇谈话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久违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坛！
一九七八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年头。早在二月下旬，他就从上海来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同月，他的《处女地》新译本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给赴会的巴金心中平添了无限喜悦，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作了。大会结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他感到从前的时间都荒废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紧了，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都摆在面前，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刚刚开始，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也仅仅写了几千字，在这时候各报的稿约又频频向他飞来，巴金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替别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访问纪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它》就摆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须拨冗审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别人研究鲁迅作一点工作是荣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风吹绿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暂且放下手边文稿，匆忙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了。他在这次会上要发表一篇讲话，巴金已经把这个《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这个发言的时候，他敬重的老前辈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恸，本来他想利用会议休息的机会，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没有想到同样经受“文革”灾难的文学前辈郭沫若，竟然在国家走向万象更新的时候挥手西去了。
在这种时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阴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记里讲讲自己的错误。他想对读者这样说：“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象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还在写自己的批判！他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省自悟与对灵魂深处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假谦虚，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留给他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待改造的人物，尽管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写作的自由与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已让巴金重新找回了那个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畏怯感与旧时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时时在束缚着他的思想理念。
后来，在《家》再版的时候，巴金果然把上面一些想法变成了文字，写进了该书的后记。让读者们读来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巴金在这篇后记中竟然如此严肃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象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
北京的六月是炎热的。
全国文代会期，让巴金最动感情的还不是他在会议中又见到了许多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友。让他大伤其心的是，参加作家老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会场，正面黑色的帷布上高悬着老舍那熟悉的遗像。巴金看到那张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和老舍生前见到的最后一面。那是1966年飓风乍起的盛夏，他奉命从上海来北京筹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也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他忽然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一个厅里经过，这时，他对面忽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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