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注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把知识教育作为塑造“君子”的手段。《礼记?经解》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诵读六经，固然有获取知识的目的在内，但获取知识的目的却是砥砺人的品性，班固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可见古人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
读书是为了明理，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此，检验读书好坏的标志，是人格提高与否。宋人程颢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因此，作为教学过程主导者的教师，责任也就不仅仅是文本答疑了，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大有深意。
当今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人文素质教育与人文知识教育是否等同？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索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想透彻，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就会发生偏差，就难以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最近读到龙应台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将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区分说得相当之明晓：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龙先生认为，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是不同层次的东西，前者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因此，人文知识教育所关注的是纯粹的知识传授。而人文素质教育不然，它“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并且要把对“人”的关怀，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这是十分精辟的论述。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近几年，我为全校学生开设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甲骨文与古代中国文明”等人文素质课。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在教学中比较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此，我想以“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为例，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思想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展现，否则就成了无处寄寓的游魂；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国的传统礼仪，强调内在德性的能动作用，把道德作为礼仪的依据，而不是把礼当作外在的、技术性的东西。因此，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我在讲授中特别注重分析两点：
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要依靠道德来维系。礼的种种规范，之所以值得我们去遵行，是因为它符合于道德的要求，《左传》说：“礼者，理也。”学礼首先要立德，让德在内心扎根，并且时时加以培植。《礼记》把“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作为礼仪教育的最高境界。品德高尚的君子，是因为他有“德辉动于内”，“德”字在他内心闪耀着光辉；所以当“礼发诸外”时，他的言谈举止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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