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30日在老农的带领下，我们开始烧石灰。在山边平地上挖一个锅形的坑，挖三条风道，坑底铺上从炼钢厂拉来的焦渣，上铺一层干树枝，再铺一层煤块，再铺上青灰石。一层一层青灰石往上码，一天就码出个一丈多高的大石堡。从小小的窑门进去点着火。
树枝烧红了，焦渣烧红了，煤块烧红了，石头烧红了，我们的心也烧红了。
为了烧第二炉、第三炉......我们几个右派又去檀柘寺附近的太平庄取炉渣。山道陡峭，要走40度左右的斜坡，上上下下一个上午要背十几趟。同类薛德顺和张敦礼两人挑两大筐，我背一大筐，不弱于男士。可上下坡时不如他们稳当，摇摇晃晃。最后一趟感到特重，筐总向一边偏斜，只怕一个趔趄翻下山涧。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终于爬完了这坎坷的山道，可何时爬完这改造的坎坷险道呢？
到了平坦一些的路上，还摘了些道旁的黑枣、酸枣慰劳自己。
经过一周，炉火熄灭，青石变成白石，取一块用水一浇，白石头喳喳地酥裂，腾腾地冒着热气，怪不得人们说石灰加水可烧熟鸡蛋呢。我们高兴得蹦起来，欢呼、鼓掌：“我们成功了。”有了石灰，我们可以盖房了。石灰啊！你是实实在在地为人类服务。明朝于谦早就歌颂过你：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们这些忧国忧民掉入陷阱的赤子不也如同你一样粉身碎骨浑不怕吗？本是一身清白，却偏偏被涂鸦。说是虔诚地接受改造，可委屈情绪永含其中，骨子里不服气是所有右派的特点。
老师傅又带我们去挖坚硬的彩石、麻石。采好石料，就在梯田上挖地基，然后用形状大小不同的彩石麻石拼垒石墙，用自己烧的石灰抹缝。几个月后，类似欧洲中世纪古城堡模样的平房出现在层层梯田上，好壮观啊！我从心眼里佩服农民的智慧，既是设计师，又是施工巧匠。
转年，我们从帐篷里搬到了自盖的新房，
在班会上，我热情地朗诵了《神笔》这首诗，哪知反招来不少批评。正好我们宣传部的那位最突出的“借风者”也来了，他首先发难：“你还想做党的笔？把地位搞错了吧！”我突然为之一惊，这口气多像鲁迅笔下描绘的那个自以为高贵的赵太爷对阿Q藐视地说:“你也配姓赵？”他这么一开场，接着其他来短期劳动的干部也有接踵发言的：“是呀！你们是来改造的，哪那么多的资产阶级情调？”“山景变化也不是你们的功劳。”一盆盆冷水浇来，我那在烧石灰中烧炼出的成就感和信心，顿时被浇了个透心凉，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目瞪口呆，像撒了气的皮球，被踢到了墙脚。这种情况在豆各庄乡劳动时没有遇到，也许农民的人情味多些，也缺少这种踩着人梯向上爬的素质。他们是底层，是泥巴。
二、朴实憨厚的山民
山民朴实、憨厚，由于远离城市，自然经济、自力更生的特点使他们摸索出许多生存技能。我养的猪长了虱子，他们带我去采集‘百步草’，用它熬成水给猪洗澡，还挺管用。‘百步草’伏地而生，一丛丛的，长着宽厚坚挺的扁长绿叶，有毒，误食之，百步致死。教我们用荆条编筐的老汉约60岁开外，穿着长衫，系着腰带，干活时将一边的下衣角别在腰部，头发扎成清朝时代的长长辫子的别在后腰部，看起来真是个老古董，可他编出的荆条筐花样百出。向老农学手艺，我觉得很新鲜，干得也很来劲儿。可一到晚上的班会上那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批评，把劳动中得到的欢乐顿时化为乌有。
有次我们市委办公厅的右派张万昆在房顶上码瓦，有人劝他小心点，他打趣地说：“干活还怕摔死？该死的也活不了”，为了这两句话，班会对他重点批判：“改造态度不端正”“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太深”，唇枪舌剑，胜过杀进帐篷的风刀霜剑。既已打倒在地，何苦再踩上几脚？
1959年3月，管理干部说要将长期劳动的右派分工固定、实行专业化。我看到满山已是山花烂漫，希望能分到果园干活，没想到薛班长通知我去养猪班。我突然发愣，那难看而肮脏的猪的形象立即出现眼前，我说：“能换换工作吗？”班长说：“改造思想还挑肥拣瘦？把40条生命交给你们，要活的，这是对你的考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猪圈，那里又湿又冷又脏又臭。小猪瘦瘦的可怜模样，不由又引起我对它们的怜惜。养猪班里有我们市委组织部的右派张敦礼，北京日报的右派丁紫等。我们首先动手改善环境，掏猪粪、垒矮的土炕，又搂来许多干树叶垫炕；训练它们在炕外固定地方大小便；把食槽改放在栅栏外，让小猪只能一个个并排地把头伸出栅栏格去吃食，不能再像原来一样争先恐后跳进食槽里又拱又踩，食物不但弄脏了，并且撒得满地都是，谁也吃不好。食槽改进后，看它们吃得香、睡得香，我们都挺高兴。猪病了，我们束手无策，农民李师傅帮我们把猪摁倒地上，用衲鞋底的锥子在猪耳后或脚指头缝（猪全身皮薄之处），狠狠地扎上一针，李师傅说：“放放血就好了”，还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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