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好刊物。”肯说，“好刊物。不过你们的广告太少了。” “是的，不幸，确是如此。” “有人告诉我们，”肯说，“晚报的人帮你们摆脱财政困境。现在每个办报的人都想方设法拿外国的钱。你看看那位叫拉达尔.高尔特的编辑，靠他自己的薪水他怎么买得起那部新车？不能的。” “拉达尔有其它收入，你知道，他在家里为其它报纸写稿。” 肯耸了耸肩膀，上校哼了一声：“我不是说他不老实。”他迟疑地道，“咱们还是说你的杂志──你想拿到日本广告吗？” 我说这事我还没想过。肯说：“我想我可以为你拉到很多广告，每个月的进项──让我算算看──大约五百美金。你看这主意怎样？” “够大方。”我说。 “我想为我们的中国部队订些你的杂志。”肯说，”它在中国的刊物中是一份非常好的刊物。我有点好奇的是，有时候，你是否真的知道你刊登了些什么文章吗？你看不懂中文，是不是？” “是的，我看不太慬。” “这就对了，你们的文章有时候很厉害……你一定有个好编辑，他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 我摇摇头：“我一个编辑也没有。文章都是寄来的，要是我办办公室里正好来了个中国人，我就请他读给我听。要是他说喜欢，那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判断了，我尊重他的判断，就把那篇文章排进去。” 我信口开河地说道。不过我有理由这么做。理论上我不能把我们杂志的事告诉日本人。尤其是在他们围困住我们、为所欲为之时。暗杀正在流行，透露出名字来会有麻烦。 要是肯被我的回答激怒，他也并没表现出来。他是圆滑的。他说： “那么你一定被当作天真的工具被利用了。你显然没发现，你们有些文章是反日的。甚至可以说它们鼓动暴力。我现在相信你真的不知道。上校，这女孩是日本真正的朋友。”他对他那个木讷的同伴说。“她不知道那些稿子。她跟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和理想──建立一个自由亚洲。那么，哈恩小姐，我们可以允诺，我们会帮你们增加发行和广告。这就定下来了。只要你们能改变你们的方针，对日本更加友好──” “但我有理由不那么坚决地跟你们友好，”我用我最迟钝的口气道，“我觉得你们日本人对我们外国人不友好。” 肯惊奇地道：“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感觉？” “肯先生，日本人不是真的要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亚洲吧？” 为了表示他惊异得没话可说，他再次瞪大眼睛朝向上校。终于挤出了一句话： “你听到她说什么了吗？上校？” 上校表示他听到了。他们俩一道郑重其事地说服我：我错了，一切都错了。我说听到他们这般说我万分高兴。我们各要了一份萍果派作甜品。我再没看见过肯或上校。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38年末到1939年初，因为《自由谭》办了六期就办不下去。它终于在日本人的干预下，于1939年3月夭折。它的同胞兄弟《自由评论》当然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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