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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漢經濟
何茲全 He Ciquan
王莽末年的戰亂中，社會經濟遭受破壞比較嚴重的是中原地區。這地區東起青、兗，西到關中，南自荊州，北到河北。青兗有赤眉，荊州有緑林，河北有銅馬，關中遭到緑林、赤眉的混戰。
這地區經濟社會的破壞是很清楚的。
《漢書·王莽傳下》：天鳳五年，“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裏假貸犁牛種食，闊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又，天鳳六年，“青徐民多棄鄉裏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又，地皇三年，“莽曰：……枯旱霜蝗，饑饉薦臻，百姓睏乏，流離道路。”
又，“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裏，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
另外，公孫述的一個功曹李熊對他說：“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後漢書·公孫述傳》）。竇融給隗囂的信說：“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虛，生人轉於溝壑。”（《後漢書·竇融傳》）。當時的一位學者馮衍說：“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死亡之數，不啻太半。”（《後漢書·馮衍傳》）。
邊疆地區，戰亂波及少，破壞比較校
《後漢書·公孫述傳》：“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𠔌而飽。女工之業，覆以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裏，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
這是西南蜀地。
《後漢書·竇融傳》：“融，……纍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
又，“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賜融璽書曰：製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鬍，內則百姓蒙福。”
《後漢書·馬援傳》：“朝廷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城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後漢書·孔奮傳》：“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鬍，市日四合。”
這是西北隴上地區。
《後漢書·賈琮傳》：“舊交阯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後漢書·鐘離意傳》：“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物資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
這是南疆交阯地區。
巴蜀、隴上、交阯，戰亂所不及，故得保其富饒。從全國形勢看，遭受破壞的地區是大於保持安定的地區的。
中原地區破壞大，但也多少解决了一點社會問題。中國歷史上往往是這樣情況在改朝換代時期反復出現：土地兼併集中，農民窮睏再也生活不下去，便起來暴動。一場大亂之後。人口死亡，土地荒蕪成為無主之田，或土地雖然有主人卻極需要勞動力去墾闢。這樣農民又安定下來，也就鬆動了些，可以生活下去。這就是所謂的農民起義多多少少推動了生産力的發展。其實，生産工具沒有改進，生産力沒有提高，出現的衹是人口死亡，勞動力減少，土地荒蕪，缺人耕種，相對的解决了土地集中的問題而已。
東漢初年，就是如此。在戰亂中，生命難保，誰也沒有緻力耕稼的情緒。《後漢書·淳於恭傳》：“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立耕田。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綴。”淳於恭的獨耕是難得的，“莫事農桑”，卻是百姓中的普通情況和普遍情緒。但不耕作，便不能生産出糧食，就要挨餓。不耕稼的情緒和情況，是不能持久的。饑餓迫使人人希望恢復農業生産。
大亂之後，土地兼併問題鬆動了，農民需要安定下來生産，存留下來的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也需要安定下來恢復生産，政府也需要安定下來恢復生産，於是出現東漢初期的安定時代。
東漢初年，編戶齊民大為減少。“百姓虛耗，十有二存。”（《續漢志·郡國志一》註）。為了增加戶口，增加生産，政府在修整水利，鼓勵農墾，保護農民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劉秀在位三十多年，前後曾七次下詔釋放奴隸（詳後）。這些奴隸，大部分本來是國傢編戶，遭難為奴。解放他們，說是出於人道，也就增加了國傢的戶口。劉秀還幾次下詔把官徒和罪人免為庶人。如建武五年詔：“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係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這項措施，也應從增加勞動力以恢復生産來理解。
大亂之後，土地失主，豪族強宗必然強占了小民的土地。為了檢查土地占有情況，劉秀曾實行度田。這在前面已經論述過。由於豪族強宗“田宅逾製”，執行度田的官吏“優饒豪右，侵剝羸弱”，使度田未能貫徹執行。
明帝曾先後五次下詔，“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後漢書·明帝紀》）。章帝也下過幾次同樣的詔書。東漢前期，荒地還有很多。明帝、章帝乃至稍後的和帝、安帝，都曾多次效法西漢把國有土地（公田）假給或賜給貧員。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後漢書·明帝紀》）。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後漢書·章帝紀》）。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同上）。
元和三年正月乙酉詔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遊手。”（同上）。
和帝永元五年九月詔：“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易收假稅二歲。”十五年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東漢前期，順應時代要求，也出現了一些好地方官。他們都註意增墾土地，招撫流民，在恢復農業生産方面作了一些有益於民的工作。建武五年，郭伋“轉為漁陽太守。……匈奴畏憚遠跡，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倍增。”（《後漢書·郭伋傳》）。李忠於建武三年任“丹陽太守。……墾田增多，三年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後漢書·李忠傳》）。杜詩，（建武）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後漢書·杜詩傳》）。張堪，建武二年，“拜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後漢書·張堪傳》）。張純，建武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在無為，選闢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後漢書·張純傳》），馬棱，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𠔌貴民饑，奏罷????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馬援傳·附族孫棱傳》）。
汝鬱，和帝初陳國汝鬱，“纍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後漢書·賈逵傳》）。
張禹，元和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同陂），旁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𠔌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註引《東觀記》曰：“（蒲陽）坡，水廣二十裏，徑且百裏，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又曰：“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革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𠔌百萬餘斛。”（《後漢書·張禹傳》）。
何敞，和帝時，“遷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註引《水經註》雲：“葛陂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後漢書·何敞傳》）。
好官良吏，對人民大有好處。一個好官出現，一片地區人民受益。對於掙紮在死亡綫上的人民，是救命的大事。簡單的說清官、好官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迷惑了人民對統治階級的認識，麻醉了人民，這是非歷史主義之論。
東漢前期政府，也註意水利。明帝永平十三年，决口六十多年的河水，在大水利工程傢王景的督導下得到治理。《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利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裏。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裁溝澗，防遏衝要，疏决壅積。十裏立一水門，令更相洄註，無復漬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汴渠之外，各地也多修起或修復了一些灌溉水渠和陂池。在古代，水利灌溉是增加農業生産的重要條件。建武年間，張純任大司空，建議在洛陽城南修造陽渠，“引濟水為漕，百姓得其利。”（《後漢書·張純傳》）馬援在金城，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利，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後漢書·馬援傳》）。鄧晨為汝甫太守，在郡“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後漢書·鄧晨傳》）。汝南陂池很多，年年修整，用費不少。明帝時，鮑昱作汝南太守，“作方渠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後漢書·鮑昱傳》）。杜詩在南陽，“修治陂池，廣拓土地，郡內比室殷足。”（《後漢書·杜詩傳》）。張堪任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後漢書·張堪傳》）。章帝時，張禹任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旁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勞勉，遂大收𠔌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後漢書·張禹傳》）。《東觀記》說：“墾田千餘頃，得𠔌百餘萬斛”。（註引）。其他地方，如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東郡、廣陵等處，修復了不少陂塘、河渠，灌溉不少土地。章帝以後的和帝、安帝時期，是東漢由盛到衰的過渡時期，水利灌溉事業還能有所興造。
在修復、修建灌溉河渠時，政府還註意不使豪強侵占沿水公私良田。永平十三年修整汴渠後下詔說：“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後漢書·明帝紀》）。
明帝時，以郡國“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曾下令各郡國區種，以增進頃畝。但實行的效果並不佳。“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後漢書·劉般傳》）。
在官民共同努力下，東漢前期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人口逐漸增長。劉秀作了三十三年皇帝，到他在位最後一年，有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三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約等於西漢末人口最盛時的五分之三左右。明帝到和帝時期，人口一直有增加。現在留下來的東漢戶口最高統計數字，是桓帝永壽二年的數字，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墾地最高數字是和帝末年的數字，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見《續漢志·郡國一》）。
東漢戶口、墾田，都是有虛報的，是不實的。殤帝延平元年的一個詔書說：“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後漢書·蕩帝紀》）。但儘管有虛報，戶口有增加也是事實。
東漢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南方特別顯著。有些地區大大超過西漢水平。西漢還不知牛耕的地方，東漢以來逐漸推廣牛耕。王景作廬江太守，就把牛耕引到這一地區。他還把養蠶和紡織技術推廣到這一帶。《後漢書·王景傳》，章帝建初八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緻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製。”
東漢時期，開發珠江流域最有功的應是衛颯和任延。《後漢書·衛颯傳》：“河內修武人也，傢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遷佳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麯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𠔌，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裏，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傢，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裏，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緻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後漢書·循吏·衛颯傳》）。
衛颯在郡十年，建武二十五年徵還。繼任茨充在桂陽也有政績，他“教民種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同上）。
任延，建武初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緻睏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後漢書·循吏·任延傳》）。
九真是越人區域，社會落後。“民無嫁娶禮法”，“不識父子之性”，似乎還在雜交階段，任延教他們“皆以年齒相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鹹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同上）。始知有種姓，有父子。
牛耕常常是伴隨鐵農具同時使用的。在當時廣大北方早已知使用牛耕和鐵農具的條件下牛耕和鐵農具的推廣更會是如此。牛耕和鐵農具的使用，水利灌溉的利用，就使得廣大南方以前人力不能墾闢的荒野，可以墾殖起來。東漢時期，南方長江流域人口比西漢時期大有增加。下面數字可以說明：
地區西漢人口數東漢人口數
揚3，027，5474，308，538
荊3，597，3586，268，952
益4，628，6547，242，028
註：數字根據《漢書·地理志》和《續漢志·郡國志》。
兩漢的疆域，在荊益兩州之南還有交州，轄境有現在的廣東、廣西等地。兩漢在交州都設有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和日南七個郡。縣的設置也大體相同。但東漢時這七郡的戶口比西漢時大有增加。戶，增十五萬；口，增五十六萬七千多。現依《漢書·地理志》和《續漢志·郡國志》記載，列表如367頁下：
縣數戶數口數
西漢東漢西漢東漢西漢東漢
南海6719,61371,47794,253250,280
蒼梧101124,319111,395146,160466,975
鬱林121112,415071,1620
合浦5515,39823,12178,98078,980
交阯101292,4400746,237746,237
九真7535，74346，513166，013709，894
日南5515，46018，26369，485100，676
交州和中原的交通來往，舊時多由海路。章帝時，鄭弘任大司農遂開零陵、桂陽嶠道。陸路的開闢，以交州的開發為基礎；陸路開闢以後，又有利於交州的開發。《後漢書·鄭弘傳》：“建初八年，代鄭衆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瀋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
東漢城市交換經濟，比西漢似有發展。東漢中期的學者王符說：“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潛夫論·貴忠篇》見《後漢書·王符傳》）。
王符的話，是很說明問題的。當時人都捨棄本農而去務商。牛馬車輿，填塞道路，說的是商品運輸之盛。遊手為巧，充盈都市，說的是城市小商小販之多。他所看到的是：大部分人口雲集在城市。他以為城市經商的人口十倍於農民，而虛偽遊手即城市無業遊民又十倍於正當經商的人。照王符的估計，東漢人口百分之九十是無業遊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十分之九不可能，多少可能？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各半如何？無論打多少折扣，城市人口很多，大約是沒有問題的。
東漢末年，學者仲長統又談到商業之盛。他說：豪人之室，“船車商賈，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𠔌不能受。”（《昌言·理亂篇》，見《後漢書·仲長統傳》）。貨物運輸之盛，堆積之多，是驚人的。
司馬遷《貨殖列傳》描述戰國秦漢的商品生産、貨物運輸，城市分佈，交換網絡，是非常細緻的。但沒有王符、仲長統所說驚人。對比之下，使我們感到東漢城邑中人口集中比西漢高。
????鐵專賣問題，東漢有反復，有爭議。
章帝時，國傢財政漸有問題，國用常感不足，廢錢，????專賣等興利之議又起。《後漢書·朱暉傳》：“是時𠔌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𠔌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製，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傢，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利歸官，則天下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按；朱輝所言，引據王製，儒傢之論也。此仍前漢????鐵之爭。請廢錢，亦仍貢禹之論。
參加這次爭論的還有鄭衆，也是大儒。《後漢書·鄭興傳附子鄭衆傳》：“建初六年，（衆）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鐵官，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
漢帝國和周邊各民族，經濟聯繫是很多的。西南方面民族衆多，比較分散，政治組織不強，漢族和他們的人民多是直接貿易。卓氏、程鄭氏以冶鐵起，居臨邛之地，即直接“賈椎髻之人”，取財富。與政治組織強的大民族如南方之南粵，北方之匈奴，貿易往往受政府的管製，有定時定地的貿易，稱為“互市”。鐵可以製造兵器和各種工具，漢政府常以禁止鐵的出口，控製他們的兵器的改進，也就控製了他們生産工具的改進，阻礙了他們生産的發展。東漢和鮮卑族的互市，可為一例。
《後漢書·應奉傳附子劭傳》載：中平二年應劭的話：“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寶，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傢外而不內，蓋為此也。”
和少數民族的互市，鐵是禁止出賣的。應劭說鮮卑族在邊境“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斷，便取縑帛聚欲燒之。”（同上）。
在和少數民族交通綫上作官，是發財的好機會，也無不發傢致富。像李恂那樣，任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鬍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漢書·李恂傳》），確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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