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
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 《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斗争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丧，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
《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4期)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浪淘沙》及《红楼》发表的《儒林内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判定为“歪曲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团组织原则，反对或不满党团的领导，丑化党团的领导干部”的“毒草”。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
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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