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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鉴赏 》 唐詩百話 》
56.張籍：節婦吟
施蜇存 Shi Zhecun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係在紅羅襦。
妾傢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張籍，字文昌，先世蘇州人，居於和州，貞元十五年進士，釋褐，授秘書郎。歷官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終於國子司業。唐宋以來，詩文中稱人多用官名。同時人相稱呼，則用其現任官名，官改則稱謂亦改，如張籍為太常寺太祝時，則稱之為張太祝，改官水部員外郎之後，即稱張水部。後世人則稱其最後的官名，如張籍為張司業，韓愈為韓吏部，因為他最後的官位是吏部侍郎。
張籍與韓愈為至友，韓愈給他以很大的幫助。他為水部員外郎時，已過五十歲。由於韓愈竭力舉薦，纔得任國子博士，由博士而至司業。他官位雖不高，但詩名極大。樂府詩與王建齊名，白居易贈以詩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但張王兩傢的樂府詩，後世人的評論，頗不一致。或以為王勝於張，或以為張勝於王。大概他們兩人的語言，都很平易通俗，不用艱澀隱晦的辭藻。張籍的樂府詩，純用賦體，單敘事實，不下斷語，絶不自己揭出主題思想。故鬍震亨說他是“祖國風，宗漢樂府”(《唐音癸整》)。王安石《題張籍詩集》雲：“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絶妙詞。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是贊揚他語言雖然很淺顯，功夫卻很深,不是容易寫成的。
現在進講他的一首《節婦吟》。
全詩衹用兩個韻。第一韻四句，用五言。第二韻六句，用七言。五言四句是敘述這首詩的本事，七言六句是由事而抒情。都用一個女人對一個男子說話的口氣。前四句說：你知道我已有丈夫，卻還贈送我一雙明珠。我感激你對我的愛情，就把這一雙明珠係在紅羅襖子上。後六句說：我傢裏有的是高樓大廈，我的丈夫是在明光殿裏執着長戟當禁衛軍的。我雖然知道你贈我明珠的意思非常明白，但是我不能背棄丈夫，立誓要和他同生同死。因此，我衹好滴着眼淚把明珠還你，衹怪我們為什麽不在我結婚以前遇到。
一個男子，熱烈地戀愛着一個已結婚的女人．因而贈送她兩顆明珠。這個女人對這個男子也有愛情，但她不能離棄她的丈夫。對這個矛盾，她就作出了這樣的處理。把明珠收下，“係在紅羅襦”，是表示接受了他的愛情。終於又把明珠還給他，是表示自己既已結婚，就不應當背棄丈夫，改適他人。
張籍這首詩的全題是“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洪邁《容齋隨筆》雲：“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闢之，籍卻而不納，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據此可知這首詩完全是個比喻。張籍已經接受了別人的聘任，而李師道又派人用厚禮來請他去參加幕府。張籍就寫了這首詩辭謝他。詩中的“妾”是張籍自喻，“君”是指李師道。李師道是什麽人呢?他原本是高麗人，父李正己，兄李師古，相繼為淄青節度使。師古死，師道於元和元年十月，繼任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當時的節度使雖是棣王李審，但衹是名義上的遙領，李師道雖是副大使，卻是實際上的節度使。他們父、兄、弟三人踞有平、盧、淄、青一帶前後四十年，是今天的河北南部、山東北部地區的一個大軍閥。李師道終因造反失敗，於元和十四年被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所殺。東平郡即鄆州，是節度使治所。張籍詩題稱“李司空師道”，《容齋隨筆》稱“鄆帥李師古”，這裏有一點疑義，查《唐書》本傳，衹有李正己的官衙有“檢校司空”，師古、師道都是“檢校尚書左僕射”，因此就不能確知張籍此詩是為誰而作，也不能考定此詩的年代。但李氏父兄弟三人都是跋扈的軍閥，為人民所怨恨，名聲很壞。張籍不受他們的徵聘，决不會表現得如此感激。大概是在畏懼李氏威權的情況下，他故意這樣措辭，使李氏看了，不至於發怒結怨。或者也是當時文人明哲保身之計，我們可以存而不論。
如果撇開這首詩的比喻作用，單就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來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這首詩反映了一個封建禮教問題。
張籍給他這首詩題作《節婦吟》，肯定了這個女人是一個節婦。在北宋初姚鉉編的《唐文粹》裏，也把這首詩編在“貞節”類目下。可知唐宋人都認為一個女人可以接受別一個男子的愛情，也可以對他表示自己的“感”，衹要她不拋棄丈夫私奔或改嫁給那個男子。這樣一個女人還沒有踰越禮教，她可以算是一個“節婦”。《毛詩·大序》解釋“變風”之詩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張籍這首詩的女主人公的態度，先是“發乎情”，暴露了她的得之自然的人性。接着是“止乎禮義”，沒有違反人為的禮教。可知這首詩應當屬於“變風”，因而也還是不違背詩教的。
到南宋時，以朱熹為首的道學家歪麯了儒傢的禮教觀念，他們對婦女的行為定出了許多滅絶人性的禁條。他們衹要求婦女馴服地被束縛在禮教界限中，絶不容許她們暴露人性，非但不許暴露，甚至根本不許她們有人性。這種殘酷的禮教觀念，影響了以後的文人，在文學批評中也沾染上了毒素。
明末的唐汝詢，在這首詩後批道：“係珠於襦，心許之矣。以良人貴顯而不可背，是以卻之。然還珠之際，涕泣流連，悔恨無及，彼婦之節，不幾岌岌乎?”(《唐詩解》)
同時，賀貽孫在他的《水田居詩筏》中評此詩云：“此詩情辭婉戀，可泣可歌，然既係在紅羅襦，則已動心於珠矣，而又還之。既垂淚以還珠矣，而又恨不相逢於未嫁之時。柔情相牽，展轉不絶，節婦之節，危矣哉。”
這兩段評論，對於係珠、還珠這一行為，已經有些貶意，但沒有說這不是節婦的行為，衹說這個“節”很危險了。
《詩筏》刻於清康熙二十三年。三十年之後，即康熙五十六年，瀋德潛編成《唐詩別裁》，他不選這首詩，而在張籍的小傳下說明其理由：“文昌有《節婦吟》，時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道以書幣聘之，因作此詞以卻。然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故不錄。”他斷定詩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算作節婦,可見他對“節婦”的觀念與唐宋人大不同。而且他對詩教的觀念，也和漢代人大不同。《唐詩別裁》是有相當影響的書，從此以後，有許多唐詩選本都跟着不選此詩了。
賀貽孫還指出這首詩的主題思想是從漢代樂府詩《陌上桑》得來的，他把這兩首詩作了比較：
“恨不相逢未嫁時”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語甚斬絶，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人也。“良人執戟明光裏”，即《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絶使君之後，忽插此段，一連十六句，絮絮聒聒，不過盛誇夫婿以深絶使君，非既有“良人執戟明光裏”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
賀貽孫以為羅敷之拒絶使君，態度嚴峻决絶，而在張籍此詩中，女主人公的態度太軟弱柔婉，因而他提出了疑問：
忠臣節婦，鐵石心腸，用許多轉折不得，吾恐詩與題不稱也。
“詩與題不稱”，這是他的措辭委婉，如果坦率地說，就是這首詩裏描寫的並不是節婦。他以為，如果描寫一個節婦，就應當表現她的“鐵石心腸”，對贈送明珠的人堅决拒絶，不應該有一點感情。羅敷與此詩的女主人公的行為是同樣的，但張籍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寫錯了。這是基於宋元以來儒傢的貞節觀念，從描寫手法來評論的。瀋德潛所說“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亦是此意。
但賀貽孫又自己解答他的疑問：
或曰文昌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重幣闢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詩以謝。然則文昌之娩戀，良有以也。
他把這首詩的描寫方法結合到它的創作動機。張籍辭謝李帥，不能象羅敷辭謝使君那樣决絶，所“不能不婉轉其辭，表現得既有感情，又不受聘。因此他肯定此詩的描寫方法，是有道理的。
現在，我們把賀貽孫的觀念總結一下：①從這首詩的本身來講，它所表現的還不能算是節婦。②從這首詩的比喻作用來講，可以這樣表現。
我們知道，一個文藝作品的表現手法是為它的主題思想服務的，而主題思想是為這個作品的教育作用服務的。按照賀貽孫的觀念，他顯然認為這首詩的表現手法可以為它的教育作用服務，但不能為它的主題思想服務。這樣，他的觀念就顯出矛盾了。
矛盾的根源産生於禁止人性的宋儒的禮教觀念。
鍾惺在《唐詩歸》中給這首詩的評語，衹有短短的一句，卻很高明。他說：“節義肝腸，以情款語出之，妙妙。”他肯定這首詩的女主人公是有“節義肝腸”的，但她不是從禮教觀念出發，而是從對雙方的感情出發。這首詩的好，就好在不宣揚禮教。這個評語，决非唐、賀、瀋諸人所能瞭解，鍾伯敬之所以被明清兩代正統文人目為異端，我們從這首詩的評價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分歧。
對於係珠這一行動，賀貽孫說是“已動心於珠矣”，似乎以為這個女主人公因得珠而動心。這就把她描寫成為一個貪財的人了。漢樂府詩云：“何以結相思，雙珠玳瑁簪。”可知贈珠是表示愛情，這個女主人公所動心的是贈珠的意義，而不是兩顆明珠。故詩句明白地說是“感君纏綿意”。
對於“妾傢高樓連苑起”二句，賀貽孫的指摘卻很有道理。這兩句使讀者得到的印象是誇耀丈夫的豪貴，因為有此豪貴的丈夫，所以“事夫誓擬同生死”嗎?那麽，萬一她丈夫是個貧賤的人，她又將怎樣呢?賀貽孫批評作者摹仿《陌上桑》而把這兩句放在不適當的地方，這倒是擊中了此詩要害的。
一九七九年回月十六日
【增記】
前兩天看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也提到張籍的《節婦吟》。他大不以為然，給張籍改作了一首，題為《續還珠吟》：
妾身未嫁父母憐，妾身既嫁傢室全。
十載之前父為主，十載之後夫為天。
平生未省窺門戶，明珠何由到妾邊。
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
這是一首封建禮教的頑固衛道者寫的詩。他以為一個女人應當在傢從父，既嫁從夫。平生連大門口都不去站一會兒，怎麽會有人贈我明珠?所以現在還你明珠，不是“感君意”，而是“恨君意”了。為什麽“恨君”呢?不是贈珠的人不規矩，而是怪自己一定有行為失檢的地方，引得人傢來誘惑了。
不過這首詩有一個漏洞。既然把這個女人寫得如此貞節，連大門口都不出，又怎麽會收下這兩顆明珠呢?既未收下，又怎麽說是“還君明珠”呢?
這位瞿詩人寫了此詩，自己很得意，以為思想觀點非常正確。還說：他的同鄉楊復初讀了他的大作，評雲：“心正詞工，使張籍見之，亦當心服。”
從這首詩看來，明末的唐汝詢似乎還比這位瞿詩人開明些。
作《而庵說唐詩》的徐增，也有一段對張籍此詩的評語。他說：“君子之道，貴在守己，不惡人妄為。若在今人，則怒形於色，擲珠痛駡矣。”這位徐而庵講唐詩，常常有些迂論，但對於此詩，他的理解卻比瞿佑、唐汝詢、瀋德潛都通達得多。他能夠理解古人“貴在守己，不惡人妄為”。也知道今人在禮教桎梏下逢到這種情況，必須“怒形於色，擲珠痛駡”，纔算貞節。
這是明清二代，六百多年間，論張籍此詩最開明的論調，我卻想不到在《而庵說唐詩》中發現。鍾伯敬還衹是從藝術手法這個角度去肯定此詩，徐而庵卻是很瞭解唐人的倫理觀念與宋元以後道學家的不同。
一九八O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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