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歷史的壞脾氣   》 農民“失語癥”的病史考察      張鳴 Zhang Ming

　　現今，中國農民的失語，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各種超額攤派來了，他們說不出話；貪污腐敗來了，他們說不出話；治安環境惡化，他們說不出話；農村道德水準下降，他們說不出話；賣血被傳上了愛滋病，被雞頭拐去了女兒，還是說不出話。被人在權錢交易的合謀下謀去了責任田並且拆掉了房子，總該說話了吧？依然沒有，世界上衹是多了幾個自殺身亡的農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農民，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大學生身份的孫志剛出事，恐怕還是廢除不了。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農民從來都是需要別人來代他們說話的，所以，現在也談不上是失語。這種說法雖說由來已久，但其實多少有點似是而非。自古以來，固然農民一直希望別人，特別是有力者為他們說話，但並不意味着他們自己就不能說話，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們自己的活動半徑內。在傳統的時代，農民一直都是有話語權的，雖然並不充分。當然，農民的話語權是分梯度的，農民中的精英，鄉村能人和鄉村知識分子，說話的聲音最大；邊緣的精英，諸如教門領袖、幫會小頭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下，說話聲音也相當的響；一般的殷實農戶，衹要不是特別內嚮，也有聲音。衹有貧弱的邊緣群體纔總是需要別人“代表”，或者是讓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讓邊緣精英代表，或者讓外面的別的什麽人來代表。
　　在我們某些學者的習慣裏，總是傾嚮於衹把老實巴交、僅知道埋頭種地的人當成農民，而將其他的農村人口都歸為別的類別。說鄉紳的時候，把窮秀纔也歸了進去，歸進去當然也無不可，但是別忘了這些窮秀纔，其實也是農民，至少農民的屬性比較重一些。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分層與分類，顯然不能那麽嚴格，跟我們古代的學科分類一樣，多少有點混沌的意味，具體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種面目。至少，農村裏的窮秀纔和識文斷字並進過考場的童生們（這些人的數量相當多），比如像洪秀全、馮雲山這樣的人，絶對是有話語權的。
　　在傳統社會裏，農民的教育、文化、習俗以及生活環境是渾然一體的。大體上，農民農業生産以外的知識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學校教育（私塾、鄉塾等），一是戲麯熏陶。私塾教育不僅給了農民識字的能力，還教會了農民禮儀，使得農民的婚喪嫁娶有了張羅和喊禮的人，更重要的是給了農民說事的道理。這種道理經過戲麯裏忠臣義士、義夫節婦形象的催化，使農民知道了什麽叫做不忠不孝，什麽叫做不仁不義，什麽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用這些道理來衡量。農民之所以總是傾嚮於請鄉紳來調解糾紛，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鄉紳更加知書達禮，對這些道理懂得更多，儘管這些沒有做過官或者具有高級功名的鄉紳、秀纔乃至童生或者別的什麽有威望的人出來調解，用的話語也都是一樣的。反過來，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嚴重違反了這些道理，那麽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大狗叫，小狗也會叫，農民的嘴巴同樣是不饒人的，古代的農村社會，也有公共空間，也有社會輿論，別的不說，就是婦女們的傢長裏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農民的這種話語，雖然不能上達天聽，影響朝廷的政策，但對鄉紳卻是有作用的。鄉紳在鄉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農民對他們的擁戴，顯然，這種擁戴是跟鄉裏道義有密切的關係，鄉紳絶大多數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民看不起。也可以說，即使沒有鄉紳出面，農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這種能力在平時體現為大型宗教和戲樂活動的組織，在戰亂年代則表現為結堡自衛，在其中，農民的話語是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的。另外，農民說的話在某些條件下，也能影響到外邊的世界，否則我們怎麽能看到那麽多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過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設置機構專門採風。民間的聲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會影響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由於新舊教育的銜接在改革中沒有做好，私塾被廢除之後，雖然並沒有立刻退出歷史舞臺，但畢竟在陡然的變化中走嚮全面衰落，鄉村文化的話語鏈出現了斷裂。加上民國以來戰亂和動蕩不斷，農村精英劣化，強權話語進入，傳統的禮法秩序陷入混亂，農民的說話能力開始大幅度退化。儘管如此，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仍然可觀。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權力真空狀態下，農村不僅出現了像紅槍會這樣部分由邊緣精英主導的民間自衛組織，也有大量傳統精英領導的聯莊會這樣的組織，對外來侵入的勢力還多少有點對話的權力。
　　中國革命在農村，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後者），在農村完成了顛覆性的革命。經過革命的風暴洗禮，新中國的建立也意味着農村話語的根本性變革。革命不僅僅是老的精英（從正常到邊緣的）退出歷史舞臺，邊緣群體進入中心，而且意味着農村話語體係的轉換。舊教育基本上被掃除幹淨（衹有少數地區以掃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來），舊的宗教、祭祀、戲樂性組織也基本上被新政權組織的宣傳團體和群衆組織所取代，傳統的禮法社會在革命的炮聲中徹底崩潰。在組織起來的農民中間，人們開始學會用新的話語，摻和一點過去鄉村道理的殘餘，來解决彼此的糾紛，處理相互的關係。“同志”的稱謂，開始與“鄉親”、“老倌”以及叔嬸大爺、兄弟姐妹的稱呼混用；開會、發言、批評、表揚，這樣的新詞逐漸被農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充斥整個社會的革命話語，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公而忘私”、“鬥私批修”、“大公無私”、“跟群衆打成一片”等觀念的頻繁運用，對遏製農村幹部的腐敗，也的確有相當的作用。文革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的“四清運動”，儘管一度對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風問題）進行了過篩子一樣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敗的農村幹部，實如鳳毛麟角那樣的稀罕，查出的問題，不過是多吃了幾頓飯，私分了幾斤𠔌子，貪污了幾十上百元，就已經是大蠹蟲了。儘管那時的農民沒有絲毫的自由，但卻處在強烈的革命道德話語的氛圍之中，農村幹部固然可以管，甚至關、打農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話語，有點“四不清”的問題，那麽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當大。
　　改革開放，尤其是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中國農村一下子被拋入了與新中國建立同等規模的大變革中。隨着數以億計的農民在城市出出進進，各種媒體的狂轟濫炸，城裏的變幻景象也遮蔽了農村。農民雖然不見得都學會了城裏人的時髦話，但城裏流行的現代和後現代話語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依然左右了農民的話語。從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話語被嘲弄和解構了，所有當年非常神聖的話語突然之間變成了笑料，農民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被捲入了話語轉換的漩渦。人們在拋棄政治性話語束縛的同時，連附着其上的道德約束也一並扔掉。在全民嚮話語庸俗化的競走中，農民兄弟的步伐其實並不慢，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突然之間，農民發現，當他們不再用道德話語約束自己的時候，用它來約束幹部也有了幾分睏難。也許，人們還會操着傳統的道德工具來抨擊幹部的腐敗，但這種抨擊事實上已經沒有了道德的普適意義，更多的衹是一種嫉妒，或者為自己討公道求利益時的策略。人們對從前深惡痛絶的腐敗醜行，不僅內心的道德譴責不如從前，而且已經喪失了語言上的批判能力。事實上，一旦抨擊者自己有了權力，那麽很可能比別人貪得更厲害。農民對幹部的製約喪失了，而農民之間的紛爭也進入原始狀態，現在農村的人們解决彼此之間的糾紛，傳統的道理和革命的話語都失去了作用，幹部的調解也在逐步退出現常在司法腐敗沒有根本好轉之前，農民走嚮法庭其實未必意味着社會的進步，也可能是在尋租，實現對自己有利的權錢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實上選擇了武力解决，極大地惡化了農村的生存空間。應該說，農村的失控和農民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聯繫。
　　農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徑之內，尚且處於失語的狀態，那麽，無論我們有多少良好的願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讓他們走嚮自治的。他們可以為了一斤豬肉放棄自己的權利，也可以像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剛剛播過的山西老夭頭村的村民那樣，以每張1800元的價格，賣掉自己的選票。因為事實上他們的話語裏根本沒有“權利”這個概念，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投票權對自己意味着什麽。我發現，在東南沿海的發達地區，某些捲入市場頗深的農民群體，雖然對於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於市場的緣故，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權利，所以也有自組織的願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組織）。而在某些偏遠的山區，比如湖南的平江，由於傳統的禮法體係尚有殘存，私塾還有生存空間，傳統的話語還有市場，所以傳統的民間組織也可以生存，在傳統的話語氛圍裏，鄉村幹部的行為也得到了某種約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農村，在宗教話語的氛圍中，在教的農民也可以依托教會，對他們利益相關的事情說點什麽。事實上，衹有失語的農民是無法自組織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組織了起來，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會大轉型之際，知識界所要做的，也許衹有一件事，那就是幫助農民走出失語狀態，讓他們用自己的話語，組織自己的自治，或者幫助農民以他們熟悉的形式，掌握現代話語。如是，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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