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1636年），叛乱者中实力最强大的高迎祥部受到重创，孙传庭在山西活捉高迎祥，随后，一些叛乱者先后投降朝廷。崇祯皇帝大喜过望，不辨真假便放过了这些来降者。见这些来降者并没有反叛迹象，崇祯皇帝对以后的来降者更加放心了。也是在这一年，当崇祯将精力投注于安内的时候，努尔哈赤的第四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后金汗国，并将国号改为大清，从此更加对明朝虎视眈眈。
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求增加兵力、提高军饷，对叛乱者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得到朝廷的认可后，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大举向叛乱者发起进攻。这次围剿中，明朝廷军队大获全胜，叛乱军主力张献忠差点在逃跑中丧生。死里逃生的张献忠，面对穷途末路的形势，不得不假降，他太了解崇祯皇帝的弱点了。
得知张献忠投降，崇祯皇帝虽然稍有质疑，也依然怀有"不可尽杀"的心理。杨嗣昌见到张献忠率部众多，认为可能又是诈降，便力求崇祯皇帝不要轻信。他建议崇祯皇帝果断地剿杀张献忠，或者让张献忠袭击李自成等起义军，以便考验他是否真降，甚至提出将计就计，建议崇祯皇帝表面上招抚，实际上趁机将其他叛乱者一网打尽。
杨嗣昌的建议不无道理，比起宁可枉杀三千也不可错杀一人的方案来，这个建议足以让人接受。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崇祯皇帝重视，他依然坚持"不可尽杀"的怀柔政策，默许了雄文灿等人上前线招抚张献忠。
张献忠被迫假装投降，带领众部归顺了朝廷。与此同时，由李自成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陷入了绝境，在朝廷实施的围剿中，他在陕西渭南潼关一带遭遇到了洪承畴、孙传庭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惨败后的李自成并没有选择投降，他带着刘宗敏等十多人逃窜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初见成效，叛乱者或死、或逃、或投降。两年内，明朝在表面上肃清了内乱。然而，不出杨嗣昌所料，招抚张献忠实际上就是姑息了朝廷的一大隐患。张献忠选择投降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保存实力，一旦时机成熟，他势必再次叛乱。
当领到崇祯皇帝下发的10万人的军饷后，透过白花花的银子散发出的光亮，张献忠似乎看到了再次叛乱的契机。得知朝廷允许他们在指定的地方建房耕田，张献忠更是乐不可支，他决定先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就发起突击。接下来的日子里，张献忠大量聚敛粮食，搜集和制造兵器，摩拳擦掌只等时机成熟。
张献忠在一旁磨着大刀，崇祯皇帝还以为他是在耕田种地。一些大臣开始劝谏，建议崇祯皇帝要慎重处理张献忠等人，但是崇祯皇帝不以为然。此刻，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奸党时的那种睿智和魄力，似乎都一去不返了，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仅是妇人之仁与固执。
就在崇祯皇帝蒙蔽在军事胜利的假象中时，明朝本就不富足的财政又一次受到了天灾的冲击，崇祯十一年（1638年）前后，明朝爆发了巨大的旱灾和蝗灾，大批受灾人民不满朝廷稀少的赈济，纷纷涌入了叛乱者的队伍，无形中充当了叛乱的生力军。面对财政拮据引起的这些危机，崇祯皇帝施展了浑身解数依然无济于事，明朝的财政危机早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前就已经加剧了，何况现在又发生天灾呢？ 整个明朝潜伏着危机，内乱看似暂时肃清了，实际上却隐藏着巨大的威胁，这种危机一触即发。而就在这个时候，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的满洲清兵从今河北迂安东北和今北京密云东北分两路闯入关内，形势咄咄逼人。而这之前，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皇帝就将袁崇焕处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清兵的嚣张气焰，清兵这次闯入关内作战已经是第四次了。
面对内忧外患频频出现，崇祯皇帝在先攘外还是先安内之间举棋不定。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杨嗣昌立即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主张与清兵议和，把主力都放在安内上。但是，杨嗣昌的建议遭到了主战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情急之下，崇祯皇帝决定把首要任务放在攘外上，随即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部队前去肃清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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