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夕是凄凉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话别。我直守到两人进房里收拾什物去，才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踱了回来。
走过那方方的建筑时，我听到一种节奏疾速的音乐，夹着窸窣的衣裙相触和脚步杂沓的声音。窗口露着许多只胳膊，上面闪烁着许多亮光，如流星。几个孩子堵在三楼的窗口，托着小腮帮数着来往的汽车。他们是被妈妈骗到卧房里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样，跳舞会和我也是无缘的。我匆匆走开了。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勇气把散步的路程延长到那平屋了，因为遥遥地，我已由楼下的漆黑，想象出楼上靠东南角那盏残灯下是一张怎样狼狈的泪面了。红灯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未等他把红灯散尽就兀自折回。
"先生，你张望些什么？你的路比我的应该还长呢！"他扶着车把关切地问我。半车红光把他苍老的脸照得不知年轻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着细长灯杆，无心地拈着松针。
"我不懂得你们这些年轻小伙！"红灯老人似乎不愿费力去猜测，就重新扶起车把，缓缓向前推去。一盏盏红灯随着他的足迹散在道旁。
谁也未料到，灾难一直在不停息地酝酿着哪。星期五下午，局里连连接到矿井管理处几次紧急长途电话，报告井势不稳的消息。啊，没有人再比我那时更痛苦了！我深悔不曾报告上司。几次我抓住头发想拿出凶犯自首的勇气跑去报告一声，但另一个狡黠的声音总在我心里问： --那样有什么用呢？
星期六黑早，我还没有起床，宿舍甬道里就嘈杂地议论开了。在我们这宿舍里，这是不寻常的。平日，这时分茶役提着热水壶由门口走过都蹑着脚尖，今早，骚动替代了原有的谧静。我侧着身，听到许多扇门开了，一定有许多只脑袋由门缝里伸了出来，因为随即听到许多人问："喂，老马，怎么回事呀？"
声音里都带着几分恐怖。
我忍不住了，就踢开被窝，裸着脚奔了出来。
"什么事情呀？"我一把扯着茶役的袖口，睁大了眼问。
"矿井出乱子了，活埋了三四十！"
啊，活埋了三四十，我头昏了。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顾不得洗脸就走出房门了。同事看我恁般慌张，以为有我什么人死在里面了。
"嘿，你干么着慌啊，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个外国回来的工程师。"
外国回来的工程师？这是梦啊！一切我所担虑的，就全为恶运证实了吗？我直瞪着眼睛，闯进那个拦我去报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正在安闲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里拔出涂满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着，"糟了！全是我，全是我，这个凶犯！"他愕然了。他仔细端详一下我颤抖着的脸，就鬼鬼祟祟地赶忙关上房门。
"老常，都是你，拦我，拦我。瞧，这下我拿什么脸活下去，你说说--"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诿着杀人的罪名，向他抱怨着。
听完我这一席悔恨的话之后，他一脸的紧张倒松开了。他漱着口，甚至微微有点笑了。他告诉我矿山不稳是人所共知的。这么快会陷落虽然没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谁去调查，那边工头也那么嘱咐。这回聘请新工程师为的就是勘察新井，好补偿必然的
损失。
这话能作为开脱的借口吗？不能。可是我也觉得肩膀轻松多了。我开始省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小职员，把偌大惨剧的责任都拉到自己头上有些可笑。但心上总还有点什么在绞缠着。我什么都不敢想，特别怕记起赖飞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里的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工人家属殷切的打听，新闻记者好奇的探问……
但经理有话：关于这事不准泄露，只准用"真相还不清楚"来搪塞。
但这事终于被证实了，因为三十七具尸体已经挖了出来。许多哭成泪人的家属用笨重的
车辆来领取一具装殓了尸首的薄木棺材和一张五十块钱的支票。
年轻工程师的黑漆棺材，用扎了白绸的汽车一直载到赖飞路道旁的万寿公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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