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四棵树   》 第55节：关于《班主任》的回忆(2)      刘心武 Liu Xinwu

　　这“两个凡是”， 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 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 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 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复去地编造阶 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谢 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岁，已不能 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 想法。 1977 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 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 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 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 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 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 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 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 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 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 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 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 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 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 月（刊 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 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 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 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 四十一》，发表在1958 年《读书》杂志第16 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 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 稚；1974年到1976 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 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 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 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 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 此成名，为世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 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 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 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 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 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 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 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 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 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 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 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 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 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 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 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 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 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 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 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 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 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 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 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 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大陆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 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 访日期间，主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 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待 过的人，她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 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二十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 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 实经历过的——在1977 年11 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 月，报纸上还 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 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 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 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 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同时“四? 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 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 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 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发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 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 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 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 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 问。进入80 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 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 地保持民间地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 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虽然我的写作已然边缘化，但从不违心，袒露个性，褒贬由人，自得其乐；到眼 下，我在海内外已出版的个人专著，各种版本加起来已达八十七种，此外还有八 卷文集；我这二十多年里也摔过筋斗，有过不小的挫折，但我毕竟穿越了80 年代， 正穿越90 年代，并有希望把我的创作跨越到21 世纪。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二十一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编辑先 生打电话来催稿，指定我回忆有关情况。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绝然 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 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 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 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1998年11月13日 凌晨，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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