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刚放下不一会儿，就又有电话打进来，亲朋好友一瞬间都知道了辽宁大学发现了疫情。城市的神经在那时突然变得格外敏感格外脆弱。等到深夜零点以后，我刚刚睡下，门铃突然被刺耳地按响，我紧张地翻滚而起，原来是街道来查问女儿是否回家了？
街道怎么知道我女儿在辽宁大学？又何以行动得这般神速？再后来，就是全市人民行动起来，调查所有与这个非典同学接触过的人。登记添表，逐级上报。在皇姑卫生局的大门口，我就看到一位熟人拎着几张表格朝我扬扬，告诉我他来此报表。他其实与辽宁大学毫不沾边儿，但是，他却报表非常积极。我也不清楚他的表上添得那几排人是怎么与这个叫张金波的同学接触的。那几天，被调查出的有257人遭到真正的隔离，这些大都是男同学。得亏他们学校男女生相距较远，这使我对女儿的处境还比较放心。但是，女儿说那些被隔离的男生好可怜呀，他们天天唱歌。
我们的市长那几天肯定紧张，我们的大学校长可能更紧张。他们的官运可能都系于这个张姓学生身上。据说我们的省长说过这种誓词：如果高校发现一例非典，他将首先引昝辞职。
那个张姓学生终于从死亡线上活过来了，他等于蒙受了不白之冤。不过，他也因祸得福，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日子，他也不会成为特殊人物，而他如果不成特殊人物，他的重症肺炎必死无疑！而他生死攸关的时刻，抢救他的重大意义使他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他的小命系着许多人物的大命，正是这些人物能够决定着我们的城市的命运的。而我们的城市也终于又松了口气。
那些天，辽宁大学（简称辽大）成了危险的代名词，也像我刚从北京回来那时人们谈北京色变一样。邻居们在一块堆儿指着我们的背影说：他家女儿是辽大的。每每这时，我们都会感觉如芒刺在背。
非典祸害着我们的城市，先是香港广州，继尔是北京疫区，那段时间至少有27万人由北京而来，对我们的“零纪录”城市均构成了威胁，而四院、辽大，都在这种虚惊中祸害着我们的安静。而这几次祸害的旋涡中，恰恰我们一家三口均热烈地卷入其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可爱的女儿还打来打电话跟我撒娇说，她想家了，好想好想呀！
她们学校的那个惹事男生现在肯定活蹦乱跳了。他大概不会愿意去回顾那些个病中的日子。但是，由他引发的这场风波至今仍然留有后遗症呀！他们的学校处于半解禁状态，所谓半解禁就是允许一小部分同学出校门。允许的方式是发通行证。女儿他们系里有四十个名额，同学们都在眼盼盼着。女儿是非常恋家的，但是，她没有去争这40个名额。当初，她们学校管理上是最松的，但是现在，她们学校是管理最严的。
街坊邻居现在看到我们时，会问这样的话：怎么，你女儿还没有回来呀？然后，她们就嘴一撇替我们忿忿不平骂上几句，她们骂得内容无非是说“扯蛋”“整景”之类。没有非典了，学校怎么还不让学生回家？！
她们一边骂着一边嘲笑着。她们在骂非典，在嘲笑着非典中的过敏现象，她们只是忘记了嘲笑自己，其实她们所有的嘲笑都与自己有关。但是，她们就是以这种喜笑谩骂的方式将自己与非典的关系忘记了，也将她们与城市的关系忘记了。
非典已经成为往事，就像伊拉克战事早已成为遥远的昨天。谁还有兴趣翻一翻当初抢看的战争报导？非典消息也没有了，非典中的先进人物报导宣传也接近尾声了。城市有什么变化吗？
非典与我们的城市无关。即使有关也被我们的城市遗忘了。餐饮业火起来了，娱乐业狂起来了，建筑业也在轰轰烈烈的震颤中，不肯让我们的城市安静下来，去思索一点什么。其实，城市的秉性就是轰轰烈烈地履盖；热热闹闹地忽略；实实在在地遗忘。城市越大就遗忘得越快。只有乡村，只有狭窄的田间小路伴着更窄的小溪涓涓流淌时，才会有记性，才会浮想联翩，才会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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