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掌控梁山并推行招安政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组织个人化过程。宋江杀阎婆惜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解释宋江流亡时，选择去投奔柴进、花荣而不直接去投奔晁盖。武松上二龙山落草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勾起了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劝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大闹江州和智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官府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彻底断绝了对正统社会的幻想，走上了水泊梁山。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泊的“一把手”。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帝国小吏，手里拥有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源后，又重新燃起了回归正统社会的希望，在渴盼招安私念的左右下，开始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整个梁山的政治主张。首先，他大量引进降将集团，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其次，他把聚义厅易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集团的性质；第三，他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改变了梁山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第四，他通过个人的领导魅力和组织手段，把怀有不同政见者拢在身边。宋江根本没有顾及以武松、鲁智深为核心的二龙山集团、以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原晁盖系头领（吴用除外）及李逵等人的意见，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梁山这个大家庭，变成了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组织，为顺利推行招安做铺垫。
梁山大聚义后，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在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让乐和演唱了自己亲写的《满江红》，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试图用音乐的形式统一思想。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宋徽宗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派御前太尉宿元景带着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对梁山好汉实行了招安。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梁山众兄弟根本没有意识到，宋江为他自己和众多追随者选择的，是朝廷群奸铺就的一条死路。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组织个人化现象的实质，是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依赖于个人的权威、魅力、能力和英明，组织力量和集体意志表现出了严重的缺失。当我们陶醉于发展的车轮轰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句话：淡忘过去是一切失败发生的历史性症结。1997年8月，曾经红极一时的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以极大的勇气撰写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历数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掌舵人，把企业导向失败的决策浪漫化、决策急躁化等失误。今天，我们来看近年来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就灰飞烟灭的各个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跳出姜伟式陷阱。其实姜伟式陷阱的背后，就是组织个人化问题在作祟。
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权力的产生和执行，不以人们的社会承认和拥护程度为前提，尤其是在多科层组织内部，例如国家和社会，如果只借助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形成所谓的“完全依赖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组织的当权者都能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对各种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只对自己和上级负责。一个没有下属制约的权力，一旦越轨和失范，将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呼声，以及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的警告，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成梁山的主流声音，并进而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梁山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成功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但失败的组织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梁山路径
阮氏博命通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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