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这种负面的否定性形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富饶变成贫困，开明变成暴虐，悠久变成停滞；道德堕落，民风糜烂，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中国文明是邪恶的，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怯懦、懒惰、愚昧、狡诈、残暴……那时的中国，在西方的辞典里几乎接近于人间地狱。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10几年，动荡不安的中国也确实为西方的地狱想象提供了许多素材。革命前的中国是一个"停滞"、"僵化"的帝国；革命后的中国又是一个"凶残"、"血腥"的帝国。当然，此时的西方依然希望了解中国，不过他们找寻的已经不再是榜样，而是警示。
然而，就在西方势力如日中天，中国这个泥腿巨人奄奄一息的这个时期，一种与当时世界力量对比极不协调的奇怪的"黄祸论"却席卷整个欧美。
"黄祸论"在其演变和传播的数十年间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其主旨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黄色人种将会"泛滥"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吞噬白色人种的势力范围乃至生存空间。现在大多数意见均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Bakunin，Mikhail Aleksandrovich，1814-1876）。（参阅《永远的乌托邦》第177页，周宁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见《世界的中国观》第323页，忻剑飞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黄祸论"在当时西方拥有广大的市场，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的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正是以"黄祸论"为理论基础的，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公然宣称，中国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而1900年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西方人眼里则成了"黄祸论"的有力证明。与当代的"中国威胁论"一样，"黄祸论"也包含了"军事黄祸论"、"经济黄祸论"等诸多方面。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太弱，军事和经济上的"黄祸论"即便在"黄祸论"的制造者自己看来也只是个天方夜谭，或至多是一种对遥远未来的警示。因此，当时最有煽动力的是"人口黄祸论"和"道德黄祸论"，意指中国人普遍怯懦、狡诈、邪恶，加上繁殖力旺盛，终有一日全世界将被中国人覆盖，而变成道德低下的人间地狱。
"黄祸论"可以说是处女版的"中国威胁论"，它的兴起可能与稍早时拿破仑的一句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这句话，是英雄落魄的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在囚禁他的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上接见那位派驻中国却因拒绝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扣礼而被勒令抵京当日就离开的英国公使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1773-1857）时说的。其法语原文是这样的："Quand la chines，ere Eillera，……Le minde fremblera。"这句话先是19世纪的西方、后又在20世纪的中国本土产生过极其广泛的影响，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它作出理解乃至引发。但不知从何时起，这句话的主语中国被比喻为一头狮子，于是就有了"睡狮-醒狮"说。然而，正如国民党理论家朱执信先生所意识到的：对中国自身而言，"沉睡"是对过去的正确总结；"觉醒"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但无论是"睡狮"还是"醒狮"，把中国比喻为"狮子"却是对中国历史、现状乃至未来的一种歪曲，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充当过会咬人的猛兽。这种说法"本来不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却是欧洲里头要压迫中国的一部分人，拿来吓唬其余人的，同'黄祸'这句说话，是一样的意思。"（《世界的中国观》第321-322页，忻剑飞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但不管怎样，拿破仑的这句话就像一句咒语，200年来不时触动着西方潜意识里的恐惧神经。虽然此后中华民族遭受的更大苦难宣告了"黄祸论"和"睡狮-醒狮论"的破产，但20世纪中叶起，它们又由于增添了意识形态的新元素而复活，并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异。因此，"黄祸论"和"睡狮-醒狮论"无疑是当代"中国威胁论"的源头，它们很有可能至今仍在西方的潜意识层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当代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它们的装帧更加精美、内容更加精致的改进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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