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四棵樹   》 第55節：關於《班主任》的回憶(2)      劉心武 Liu Xinwu

　　這“兩個凡是”， 决定了還得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當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們編輯部對稿 子的取捨，也就不能以此為準繩，這可難為了我這個責編和兩位作者——我們必 須使稿子裏有階級敵人搞破壞，還得歌頌文化大革命；可他們那裏修路，實在並 沒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我出差到他們所在的農村，跟他們翻來復去地編造階 級敵人破壞的故事，可是怎麽也編不圓；結果，這部書稿到頭來沒能出版。與謝 鯤的接觸，使我感到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抓緊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歲，已不能 算是很年輕了）；編《大路歌》的失敗，使我産生出棄瞎編、寫真實的求變革的 想法。 1977 年夏天我開始在傢裏那十平方米的小屋裏，偷偷鋪開稿紙寫《班主任》， 寫得很順利，但寫完後，夜深人靜時自己一讀，心裏直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 大革命嘛！這樣的稿子能公開拿出去嗎？在發表欲的支配下，我終於鼓起勇氣， 有一天下了班，我到離編輯部最近的東單郵電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給《人民文 學》雜志；櫃臺裏的女工作人員檢查了我大信封裏的東西，嚴肅地跟我指出，稿 子裏不能夾寄信函，否則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來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險 的事，她這樣一“公事公辦”，毫不通融，令我氣悶，於是我就跟她說我不寄了； 從東單郵局我騎車到了中山公園，在比較僻靜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後 决定：這稿子還要不要投出去？還是幹脆拉倒？後來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 細讀，竟被自己所寫的文字感動，我决定，還是投出去吧，大不了發表不出來， 還能把我怎麽樣呢？過了若幹天，我到另一傢郵電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說稿在《人民文學》雜志編輯部的具體處理過程，我自己並不 十分清楚。我是一個性格內嚮的人，不善公關交際，有人問我為什麽不把稿子直 接送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去？其實從我當時居住的地方騎車過去衹需十多分鐘， 可是出於羞澀，我還是寧願花錢費時通過郵局寄去。小說發表出來時已是12 月（刊 物脫期了），我從報紙上看見目錄，自己騎車到編輯部，沒好意思見編輯，直接 到總務人員所在的大屋，拿現金買了十本，那屋裏的人當時也不知道我是誰；出 了編輯部，我趕緊騎車回傢，展讀那油墨噴香的刊物，心裏很高興。不過，那並 不是我頭一回聞見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談第 四十一》，發表在1958 年《讀書》雜志第16 期上，當時我還是個高中生，十六 歲。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發表過約七十篇小小說、散文、評論什麽的，大都非常幼 稚；1974年到1976 年，為調離中學，我為當時恢復出版業務的機構提供合乎當 時要求的文稿，發表出若幹短篇小說，一部兒童文學中篇作品，一部電影文學作品， 這雖然都是些現在提起令我臉紅的東西，但它們也可能使當時《人民文學》的編 輯們多少對我有些個印象，因而能及時審閱我的稿子。我對《班主任》敝帚自珍， 因為那畢竟是我第一篇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寫出自己真實認知的作品，我並因 此成名，為世所知。 《班主任》發表後，讀者反應強烈，隨着雜志發行，看到這篇作品的人紛紛 給我來信，尤其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後，影響就更大了；北 京一些來往密切的業餘作者，也都紛紛給予鼓勵，我所任職的出版社的同仁們也 都為我高興。大傢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創辦了《十月》（開頭還不叫刊物，叫叢 書，實際就是大型文學刊物），我趁熱打鐵，在《十月》創刊號上發表了《愛情 的位置》，電臺也馬上就廣播了；我又在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醒 來吧，弟弟》，電臺又予廣播；這些作品雖然“思想大於形象”，但也有讀者嚮我 表示，他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如有個工廠的工人，打聽到我傢地址， 找上門來，他手裏拿着一本發表《班主任》的雜志，遞給我看，他在那小說的很 多文句下劃了綫、加了圈，他說那些地方讓他感到很生動，比如小說裏寫到工人 下班後，夜晚聚到電綫桿底下打撲剋，他就覺得那細節“像條活魚，看着過癮”。 當時文學界一些影響很大的人物，像張光年不消說了，正是他拍板發出了《班主 任》這篇作品，此外像馮牧、陳荒煤、嚴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來支持，但 反對的意見也頗強烈，有人寫匿名信，不是寫給我和編輯部，而是寫給“有關部 門”，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這在當時不是個好謚號； 因為蘇聯作傢愛侖堡曾發表過一部叫《解凍》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配合赫魯曉 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綫的始作俑之作；“傷痕文學”既然屬於“解 凍文學”，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了，這罪名可是潑天大）；也有身 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針對我的《班 主任》，不過在那種情況下，“傷痕文學”絶對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 我也聞之驚心）；更有文章公開發表，批判這些作品“缺德”；我還接到具名的來信， 針對我嗣後發表的《這裏有黃金》（那篇小說對“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 要走得太遠”（來信者稱曾犯過“右派錯誤”，而那之後對他的批判鬥爭和下放改 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穫很大，不容我輕易抹殺）；而同時，港、臺及海外對《班 主任》又大力介紹，有些言辭相當誇張，如說我是“大陸傷痕文學之父”，等等。 那時候，這樣的“海外反響”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對當事人側目……因此我在頗 長一段時間裏，心裏都不是非常踏實。1981年，我應日本《文藝春秋》社邀請 訪日期間，主方帶我們參觀一座日本古代監獄模型時，翻譯林美由子小姐“觸景 生情”地對我說：“你是不是差一點被關起來？”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待 過的人，她根據切身體驗，在初讀《班主任》時（那時已回日本），確實為我捏 了一把汗——這種心理狀態，二十年過去，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就是 我這個當事人，回想起來，也恍若一夢！但以下的事情卻絶不是夢，而是切切實 實經歷過的——在1977 年11 月《班主任》發表之後，1978年3 月，報紙上還 刊登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強調“兩個凡是”，強調要“繼續批判鄧小 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戰果”（衹是說“這一回” 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而以後必要時還要搞），還說“四人幫”是“極右”，以此阻 撓黨內外批極左的強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隨之《人民日報》轉載，這讓我心情為之一振，我意識到這些事情 都與我生死相關；1978年12 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政治格局發生了根 本性變化，同時“四? 五”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我歡欣鼓舞；1989年，復蘇 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班主任》獲第一名，當時茅盾在世，我從 他手中接過了奬狀，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奬；1981年，黨的十一屆 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正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 革命，它被指認為是一場浩劫；緊跟着，改革、開發的勢頭風起雲涌，呈難以逆 轉之勢；說實話，這時候我纔覺得懸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劍被徹底地取 走了——但《班主任》作為特殊歷史時期裏，以小說這種形式，承載民間訴求的 功能，也便完結；它被送入了“博物館”（各種當代文學史，或《劍橋中華人民 共和國史》這一類的資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學愛好者在閱讀中産 生出審美愉悅了，甚至於，反而會引出“這樣的東西怎麽會一時轟動”的深深疑 問。進入80 年代，想再靠這樣的創作路數和文本一鳴驚人，獲得榮譽，是越來 越難了。自《班主任》以後，我筆耕不輟，一方面堅守社會責任感，越來越自覺 地保持民間地位，不放棄以作品抒發浸潤於我胸臆的民間訴求，一方面努力提升 自己美學上的修養，努力使自己的小說更是小說，並大大拓展了以筆馳騁的空間； 雖然我的寫作已然邊緣化，但從不違心，襢露個性，褒貶由人，自得其樂；到眼 下，我在海內外已出版的個人專著，各種版本加起來已達八十七種，此外還有八 捲文集；我這二十多年裏也摔過筋鬥，有過不小的挫折，但我畢竟穿越了80 年代， 正穿越90 年代，並有希望把我的創作跨越到21 世紀。 《班主任》發表至今已有二十一年。我本不願重提這粒“陳芝麻”，但編輯先 生打電話來催稿，指定我回憶有關情況。最近我從年輕一代那裏聽到了兩種絶然 不同的說法，一種說，《班主任》的寫法，以及一度的轟動，是畸形的文學景觀； 另一種說，像那樣的作品，在適當的社會發展階段，還一定會捲土重來，是文學 史上慣常的一元、時不時會一閃的正常景觀。我不能確定他們誰說得更有道理。 也許，唯有未來文學發展的軌跡本身，才能確認或否定種種不同的預測。
　　1998年11月13日 凌晨，緑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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