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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锁:感悟人生(3)
张晓杰 Zhang Xiaojie
由上述故事可以看出来,庄子不太喜欢当官的人,也不喜欢官场混的人,在这一类的人面前他保持一种清高,一种孤傲。这是庄子生活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后来,据《庄子·秋水》记载,楚王聘请庄子出来做官,给庄子许的官就是国相。那可不是一步一步升上去的,是直接让你上去的,但庄子却心不为动。庄子问使者,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大乌龟,这只大乌龟是愿意活着,自己在泥里面爬来爬去?还是愿意死了以后,被作为神灵之物放在神庙当中供奉呢?使者说,当然不如在泥里面爬,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庄子说,那好,你们走吧,我也愿意像老乌龟一样在泥里边爬来爬去,而不愿意被供奉在神庙里边。
总之,庄子厌恶官场,对官场是非常看不惯的。原因就在于他发现,从国君到一般的官吏都是物欲横流、贪得无厌者。庄子说:“昏上乱相。”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国君是昏君,宰相是混乱的、奸邪的宰相,国家官场里没有好人,所以他对官场是看不惯的。这是我们了解历史上庄子个性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为什么他的眼光没有瞄准社会,像孟子一样带着一群人天天宣传自己的主张,希望国君用自己的主张,原因就在于他的内心当中对官场的认识。这是庄子人生当中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是庄子人生第三个特征的话,那么第四个方面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庄子这个人博览群书、见多识广、长于辩论。庄子和孟子一样,都生活在战国中期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每个人都要推销自己。怎么推销?除了外在的形象包装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的口才,口才要锻炼好。所谓口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辩论。
所以你读《史记》,你会发现《史记》当中记载有纵横家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叫张仪。张仪到楚国去游说,不巧他刚拜访过楚国的丞相,丞相的印就丢了,于是有人怀疑是张仪偷了,把张仪抓来毒打了一顿。张仪就很沮丧地回到家,张仪的老婆看到张仪,说,你天天出去跑过来跑过去,在外边混,这一次怎么了?张仪就对他老婆说了一句非常个性的话,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先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老婆说,你能说话,舌头当然在了。张仪说,有舌在足矣!只要舌头还在,这个世界没有我怕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一生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天下。
庄子、孟子都是与张仪一样都是长于辩论的人。我们经常提到《孟子见梁惠王》“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因为辩论辩不过他,说得梁惠王只好无奈地转移话题。庄子也是一个非常善于辩论的人,但是庄子辩论的对象不是别人,是他的好朋友惠子。惠子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中国古代诸子中有一家叫名家,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家,他们提出来好多命题,比如说“白马非马论”、“卵有毛”等,都是这一类的离奇古怪的命题。名家是最善辩论的,他们提出的好多辩题,在当时都是尖端的思维课题,别人辩不过他们。比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他说,白马不是马,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不是马。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可笑,但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是辩不过他的。另如“卵有毛”,他说鸡蛋是有毛的。你见过鸡蛋有毛吗?他告诉人家有。为什么呢?他说鸡蛋如果没有毛,孵出的小鸡怎么会有毛啊?人们对名家这种辩论方法无计可施。庄子的朋友惠施就是当时名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被称为是“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人物。
但是,庄子常常把惠子驳倒。庄子辩论的技术和智慧是非常高的,庄子和惠子之间有过几次非常富有情趣的辩论,这些辩论可以让我们看到庄子和惠子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不一样。
庄子和惠施之间辩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大而无用”的问题。在《逍遥游》中,惠子告诉庄子说,魏王给了我一个大葫芦种子,结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大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把葫芦剖开做瓢,没有那么大的水缸能用。瓢太大了,水缸口那么小,进不去。如果把葫芦剖开作容器,葫芦太大,皮太薄,一放进水它就烂了。所以惠子说,大的东西未必有用——“大而无用”。庄子就说,你这个人不善于用大。为什么呢?你有了那么大一个葫芦,为什么不把这个葫芦挂在腰里,当作救生圈去游泳啊,那多好啊!对同一个问题,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这里边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对惠子来讲,他认为什么东西都应该有实用性,没有实用性的东西和理论再大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庄子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的,他是在强调“无用之用,谓之至用”。表面看这个葫芦没有什么用,而这没有用指的是人们常识理解的实用性,如果抛开其常识理解的实用性,实际上正是因为它没有用,对我们来讲才有其他的用处。这一点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我上午从开封过来,走高速。高速路修得非常好,但是你想过一个道理没有?一辆汽车跑在高速路上,对汽车来讲,最有用的就是四个轮胎压的两条线,除了这么两条线以外,其他的路面对汽车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汽车又不在上面跑。就像我在这里站着,我身旁那个地方对我有用吗?没有,我不站在那个地方。但反过来讲,土地那么紧张,我们修那么宽的高速公路干什么呢?我们干吗不放两块木板,让车辆在上面跑,那样不既节省了土地又节省了经费吗?不行。为什么呢?正是有了无用的路面,汽车在上面才能开到那么快,如果只放两块木板,汽车不敢开。我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对我没有用,不就浪费了吗?那你干脆树两个木桩让我站在上面不就行了吗?不就把地方省下来了吗?但是不要忘记,我站在这个木桩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哪还有心思来讲课?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讲,有用的不是我们脚下站的地方,恰恰是我们不站的地方;高速公路上对我们有用的不是车轮碾的两条线,而是车轮不碾的路面。庄子和惠子通过这样一个辩论,在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看待生活当中的思想、学说、观念,什么东西无价值,什么东西有价值,不能仅仅从实用性着眼。我们要变一种方法,要有“无用之用,谓之至用”的观点,不要太实用化、太功利化,要用审美的观点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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