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根基早就被动摇，大势已去。即便崇祯再怎么励精图治，恐怕也是回天乏力。再加上崇祯皇帝性格复杂，明朝还是难逃覆灭的结局。崇祯皇帝到底还是做了亡国之君，但不可否认，他也是一个勤勉的亡国之君。
问题全部出在一个"钱"字
当人们看到崇祯皇帝在临死前所书的"勿伤我百姓一人"时，可以看出崇祯皇帝确是个仁君。
崇祯皇帝的一生贯穿了"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在他的施政上体现出来。崇祯皇帝自登基之日起就停了江南织造，以体恤百姓的艰苦。后来，在天灾弄人的8年里，他斋戒修省，亲自跪在烈日下祈雨，抛却了龙体的尊贵，任凭骄阳的暴晒。或许是上天也为之感动吧，在崇祯皇帝跪祷之后，果然降了大雨。崇祯皇帝还戒淫乱与声色，力求在百姓心里树立一个良好的皇帝形象。
崇祯皇帝的表现的确像个仁君，但这种仁慈是他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交锋中处于被动乃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对待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心慈手软的一面，他认为盗寇也是他的子民，应该对他们采取安抚的政策，人们之所以成为贼寇，之所以起义，也是由于失业困扰，生活所逼，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明朝财政空虚所致。
客观来看，崇祯皇帝始终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也并不是单纯的妇人之仁。
之前，明朝政治黑暗，经济萧条，朝廷的财政十分困难。在万历皇帝时期，这种财政亏空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当时，万历皇帝要从国库里拿出2400万两白银供册封皇储和皇储娶亲花销，大臣们都迟迟凑不出来。后来，继任的皇帝们更加贪婪，只知道敛财，明朝的国库几近空虚，最后，连军饷的发放都难以维持。到了崇祯皇帝时期天灾屡屡发生，朝廷拿不出足够的银两来赈济灾民。天灾人祸，百姓疾苦，岂有不反之理？说来说去，如果不是国库拮据，可能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了。正是考虑到这些，崇祯才会体恤"贼心"。
本来这一观点没有错误，但是放在不同的时局，这种态度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了。不然也不会有"乱世用重典"的话了。王佐桂等数支起义军投降朝廷后，崇祯皇帝非常高兴。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要投降，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叛乱的念头，他们仅仅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罢了。他们蒙骗了崇祯，却没有躲过受崇祯皇帝重用的洪承畴的眼睛。他很快就看穿了王佐桂等人的心思，果断地做出决定，认为不应该养虎为患，当即将王佐桂等人处死。洪承酬根本没有料到，此举会惹怒崇祯皇帝。得知他杀死王佐桂等人后，崇祯皇帝大发雷霆，斥责他不应该将来降的人杀死。
崇祯皇帝对叛乱者的这种仁慈逐渐让他在后来的斗争中吃尽苦头。崇祯皇帝也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迫于起义军不断壮大的声势，他也知道大臣们并非危言耸听，于是决定采取"剿抚结合"的政策，当然，这个政策是他想了很久之后才定下来的。起初，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的实力足以对付叛乱者，但是他始终觉得叛乱者值得原谅，朝廷不该多杀人命。实际上，在实施"剿抚结合"的时候，崇祯皇帝骨子里是偏向"抚"的。
当然，"剿抚结合"偏"抚"也不仅仅是崇祯一人的意见。在对待叛乱者问题上，明朝的文臣们也没有提出与崇祯皇帝相反的建议，一致拥护着皇帝的决定，就连抗衡在一线的剿寇将领们，都奉行着能不杀就不杀、尽量少杀、尽量招抚的政策。而对于深受明朝黑暗统治迫害的叛乱者来说，这些政策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推翻明朝的决心，反而更加助长了反贼的气焰。即便朝廷现在给他们丰衣足食，恐怕他们也不会接受了，毕竟长期的盗寇生活以及逐渐强大的力量已经构成了他们试图推翻明朝的资本，眼看朝廷的软弱和仁慈，他们又岂能放弃这一缕奔向最终目标的曙光呢？ 崇祯皇帝把这些叛乱者的事端都归结在明朝的财政问题上，始终对叛乱者们抱有同情心，一心想着招抚他们。这种心理也促使崇祯皇帝犯了不少错误。只要听到叛乱者来降的消息，他都会欣喜若狂，不分真假就轻松放过他们，也不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招抚张献忠就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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